第5章 未命名草稿

軍事民主制：在原始社會末期,部落之間或部落聯盟之間經常因彼此掠奪而發生戰爭。因此,在氏族部落或部落聯盟中，都要設定軍事領袖,設定氏族大會、氏族議事會為領導機構,以決定大事,組織指揮戰爭。這種制度被稱為“軍事民主制”。這是一種由氏族公社向階級社會過渡時期的制度。普那路亞婚：普那路亞婚是原始社會原始人的一種婚姻狀態。是又稱亞血緣婚，普那路亞家庭,屬於族外群婚,是族外婚的典型形式和最高形式，從兩性關係中排除了姊妹兄弟、最初排除同胞,以後逐步排除血緣較遠的兄弟，只能在排除了兄弟姊妹的範圍內相互共夫共妻。講述新石器時代農業革命的歷史影響。答:①使人類的經濟從舊石器時代以採集、狩獵為基礎的摧取性經濟轉變為以農業、畜牧業為基礎的生產性經濟②促使人類生活方式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從舊石器時代的遷徙生活逐漸轉為定居生活。羅塞塔石碑：高米，寬米，製作於公元前196年，刻有古埃及國王托勒密五世登基的詔書。石碑上用希臘文字、古埃及文字和當時的通俗體文字刻了同樣的內容，這使得近代的考古學家得以有機會對照各語言版本的內容後，解讀出已經失傳千餘年的埃及象形文之意義與結構，而成為今日研究古埃及歷史的重要里程碑。 羅塞塔石碑最早是在1799年時由法軍上尉皮耶•佛罕索瓦•札維耶•布夏賀在一個埃及港灣城市羅塞塔發現，但在英法兩國的戰爭之中輾轉到英國手中，自1802年起儲存於大英博物館中並公開展示。2022年10月，多名埃及考古學家要求大英博物館歸還羅塞塔石碑。涅傑斯：古埃及中王國時期出現的中小奴隸主階層。“涅傑斯”原意為“小人”,出身非貴族門第,是軍隊的主要來源。隨著對外戰爭的不斷勝利,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從中分化出來,成為新興軍事貴族,構成了專制王權的重要支柱,被稱為“豪強涅傑斯”,屬中小奴隸主,有的擔任中下級官吏,甚至高階官吏;有的擔任軍隊的高階軍官;有的是擁有很多土地和牲畜的財主。除“強有力的涅傑斯”外,中王國時期還有很多“貧窮的涅傑斯”即社會地位低下的農民和手工業者。圖特摩斯三世：古埃及新王國時期著名法老。約公元前1504年即位,由哈特舍特謝普太后攝政,即位第22年正式執政。在他執政期間,多次發動大規模的對外侵略戰爭，使埃及的版圖達到空前的規模:南至尼羅河第四瀑布,北鄰小亞細亞。他自誇為勝利之王、諸國之王,大興土木,美化首都底比斯,建凱爾奈克的阿蒙神廟。在神廟牆壁上銘刻其軍事遠征的年代記,大肆炫耀其赫赫武功。他還將大批戰利品奉獻給阿蒙神廟,助長了阿蒙僧侶集團的權勢。簡答埃赫那吞改革失敗的背景內容失敗原因和影響：（1）背景：新王國時期開始，阿蒙神祭司勢力極度膨脹，在政治經濟領域實力增長迅速，開始不甘心依附於王權，進而與以法老為代表的王權相抗衡，直至插手王室內部鬥爭，逐漸危害到王權和其他奴隸主的利益。（2）內容：首先恢復對拉神的崇拜，繼而廢除對阿蒙神和其他一切神的崇拜，只准崇拜阿吞神；沒收阿蒙神廟和其他神廟財產，將首都從底比斯遷到埃赫塔吞（阿馬爾那），同時提拔許多出身中下奴隸主階層的人擔任高階官吏。 （3）失敗原因：第一，阿蒙神廟及其背後的貴族勢力過於強大並且富於鬥爭經驗。第二，改革期間對外戰爭的停止損害了起初支援改革的軍隊和一些世俗奴隸主的利益，導致他們喪失了對改革的熱情，進而改革陣營內部甚至王室成員都發生分裂。第三，遷都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加重了普通民眾負擔，同時沒有給他們帶來好處，因此改革得不到他們的支援。（4）影響：它沉重打擊了阿蒙祭司集團和地方世襲貴族的勢力，提高了自由民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中央集權。卡迭石戰役爆發的背景、過程和影響（1）背景：早在公元前第3000紀，埃及就多次發動過對敘利亞地區的征服戰爭，力圖建立和鞏固在敘利亞地區的霸權。但埃及建立霸權的努力遇到了埃及強鄰赫梯的有力挑戰。約公元前14世紀，當埃及忙於宗教改革無暇他顧時，赫梯迅速崛起，赫梯人在公元前17世紀建國，建國後即不斷地向外擴張，在其雄才大略的國王蘇皮盧利烏馬斯的率領下，積極向敘利亞推進，逐步控制了南至大馬士革的整個敘利亞地區，佔領敘利亞，扼守卡迭石，就等於封堵了埃及的一條強盛之路，沉重打擊了埃及在這一地區的既得利益，埃及自然不能善罷甘休。約前1290年，埃及第19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即位，決心重振旗鼓，與赫梯一爭高低，恢復埃及在敘利亞地區的統治地位。卡迭石在年輕的拉美西斯二世眼裡，也是建立功績的最好契機。於是，他率領古埃及強大的軍事團體開赴赫梯國，準備奪回卡迭石以及整個敘利亞。（2）過程：埃及國力衰弱。公元前14世紀，赫梯趁埃及國力衰弱之機，佔領其在敘利亞的許多領地。埃及新王國第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為恢復埃及對敘利亞的統治權。公元前1299年，拉美西斯二世率約2萬人、戰車2000輛，編成\"阿蒙神\"、\"拉神\"、\"普塔赫神\"和\"蘇泰赫神\"4個支隊，另有僱傭約1萬人，從薩魯出發向敘利亞進發，企圖奪取赫梯在該地的主要軍事要塞卡赫梯國王穆瓦塔利斯得知此情報後，遂集中兵力約2萬人，戰車2500輛，隱蔽配置在卡選石城東地區，準備伏擊埃及軍隊，並派人扮成當地牧民向埃及軍隊謊報情況，說赫梯主力尚在百里之外，卡迭石守軍不足。埃及軍隊陷入赫梯軍隊合圍，遭到毀滅性打擊。（3）影響：雙方長達數十年的軍事較量，使雙方的實力都受到嚴重削弱。埃及並未達到恢復亞洲屬土的目的，拉美西斯二世的後繼者日益面臨內外交困的局面。從愛琴海的小亞細亞一帶席捲而來的“海上民族”的遷徙浪潮，與利比亞部落的入侵相呼應，日益動搖法老的統治，曾經一度強盛的新王國逐步陷入瓦解之中。赫梯雖然佔有敘利亞大部，一度雄視西亞。但與埃及戰爭後，本來就不甚穩固的經濟基礎進一步動搖，不久即開始衰落。到公元前13世紀末，“海上民族”從博斯普魯斯海峽侵入赫梯，小亞細亞和敘利亞各臣屬國家紛起反抗，赫梯國家迅即崩潰。至公元前8世紀，完全為亞述所滅《漢謨拉比法典》《漢謨拉比法典》是古代社會第一部比較完整的法典,是漢謨拉比在位時期制定並頒佈的。法典原文用阿德楔形文字刻在一個黑色玄武岩石柱上,石柱上部是浮雕,下部是法典銘文,由引言、正文和結語組成。正文共282條,內容廣泛,比較全面地反映了古巴比倫王國時期的社會等級制度、奴隸制度、土地制度、租賃制度、僱傭制度、財產繼承製度以及婚姻與家庭制度等。《漢謨拉比法典》展示了古巴比倫社會複雜的政治經濟生活情景,至今仍是研究古巴比倫王國史的基本文獻。巴比倫之囚公元前586年,新巴比倫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率軍攻陷了猶太王國的聖城耶路撒冷,將猶太王國的大部分居民擄至巴比倫變為奴隸,史稱“巴比倫之囚”。公元前538年,波斯開國皇帝居魯士滅新巴比倫後,釋放了被囚的猶太人,並允許他們返回巴勒斯坦建立了一個臣屬於波斯帝國的、政教合一的神權國家。簡答：大流士一世改革的內容和影響內容：(1)建立了一套完備的軍政分權的地方行政制度。把帝國分為20多個行省,實行軍政分權的統治,即每省設定總督,掌管行政、司法和財政大權;另設一名軍事長官,統率該省駐軍。總督和軍事長官互不統屬,各自聽命於國王。 (2)制定統一的貢賦制度。廢除以前對征服地區的貢賦無定額的做法,明確規定各行省納稅的專案和數目,並採取多由各地商業高利貸者承包的制度。 (3)實行軍事改革。將全國劃分為五大軍區,每個軍區長官統轄幾個行省的駐軍,並直接對國王負責;改革軍隊建制,把全國軍隊編制為萬人團、千人團、百人隊、十人隊等組織;被稱為“不死隊”的1萬多人的精銳常備軍是波斯軍隊的核心,由皇帝親自指定將領,直接控制。 (4)制定統一的鑄幣制度。中央鑄造的金幣稱為“大流克”,可通行全國;行省鑄造銀幣,一般只能在省內流通;自治城市鑄造銅幣,限城內使用。 (5)修築四通八達的驛道。為了加強對全帝國的控制,大流士下令修築設有驛站的大路,其中最重要的一條為從首都蘇撒一直到小亞的以弗所,全程2400公里。驛道沿途設有驛站、客棧,重要的邊界和渡口都築有工事,設定駐軍。 (6)為維持帝國統一,大流士將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定為國教,作為中央集權君主專制統治的精神支柱。 (7)為了便於指揮、控制和同帝國各地保持密切聯絡,大流士一世設定了四大京城:蘇薩、愛克巴坦那、巴比倫、波阿育王：古印度孔雀帝國第三代國王,又稱無憂王,賓頭娑羅王之子。約公元前273年賓頭娑羅王逝世,阿育王在大臣成護的幫助下,與其兄修私摩爭奪王位取勝。阿育王即位後,向外擴張。約公元前262年,開始大舉進犯南印度的羯陵伽。在其當政第8年羯陵伽國被征服。繼而,除邁索爾地區外,統一印度全境。孔雀帝國的版圖達到了最大規模。他大力弘揚佛教,宣揚仁愛和慈悲,鼓吹宗教寬容和容忍,要人們尊重他人教派,還大力倡導非暴力。其統治時期成為古代印度史上空前強盛時代。釋迦牟尼：釋迦牟尼是佛教徒對他的尊稱，意思是他出生於釋迦族。釋迦是部落的名字，有\"能\"\"勇\"之意；牟尼是當時對出家修行成就者的稱謂，譯作\"文\"\"寂靜\"等，是聖者之德。合為\"能仁\"\"能儒\"\"能忍\"\"能寂\"等，意即釋迦族的\"聖人\"。婆羅門教的基本教義和影響：基本教義：1.業報輪迴。業力掌控著世界，人的生死、善惡都由業力決定，人在現實世界中必造業，造業必有果報，有果報就要輪迴轉世。2.祭祀萬能。祭祀在婆羅門教中十分重要，是所有宗教的共性。3.吠陀天啟。婆羅門教以《吠陀經》為最高經典，認為經書中的內容是神的啟示。4.梵我合一。在婆羅門教的觀念裡，梵是宇宙的唯一、永恆、真實的存在，而宇宙萬物都是暫時的、虛幻的、不真實的，宇宙萬物和人的“自我”都來自梵天，人們只有透過抑制七情六慾，超脫現實的苦與樂，才能使自我復歸於梵天，達到“梵我一致”的最高境界。影響：婆羅門教對東南亞產生了重要影響，對泰國、緬甸等國的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具體表現在：婆羅門教是緬甸人最早信奉的宗教，婆羅門教神被作為佛教的保護神而引入佛教的範疇，帝釋天作為緬甸仍然信仰的37位傳統神的第一位大神而備受崇拜。婆羅門教的宗教儀式被廣泛吸收和應用在緬甸封建王朝的各種儀式中，歷代封建王朝宮廷中都聘用婆羅門祭司，用婆羅門教禮儀主持宮廷大典和國家大婆羅門教的花紋圖案普遍被應用在緬甸的佛教和民用建築藝術上。婆羅門教的占星術傳入緬甸，仍流行於緬甸社會。婆羅門教的神話故事傳入緬甸，形成了傳統節日。婆羅門教的故事對緬甸文學也有較大的影響，羅摩衍那戲劇仍長盛不衰。早期佛教的基本教義和影響：基本教義：佛教從公元前6世紀創立到公元前273年阿育王將其定為國教為早期佛教。早期佛教的基本教義主要是“四諦”和“眾生平等”。早期佛教最根本的教義是“四諦”,即四條神聖的真理。四諦包括苦諦、集諦、滅諦、道諦。(1)苦諦是佛陀講道的起點。主要講現實存在的種種痛苦。佛教認為人生一切皆苦。(2)集諦是說明人生多苦的原因。(3)滅諦就是指消滅痛苦、消滅苦因、消滅慾望的真理,佛教稱這種境界為涅槃。(4)道諦是指為實現佛教理論所應遵循的手段和方法。要達到消滅痛苦的方法,就要學習教義,遵守戒律和八正道。佛教主張“眾生平等”,即一切眾生,只要信奉佛教,都有可能超脫生死輪迴,進入極樂世界。 影響：印度：佛教起源於印度，公元前 6 至 5 世紀，印度形成了佛教。佛教在當時印度社會中起到了凝聚作用，阿育王時期佛教得到廣泛傳播，推動了文化的繁榮。佛教哲學與印度傳統的婆羅門教有很大區別，強調因果律、輪迴、解脫等觀念，對印度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佛教於公元 1 世紀傳入中國，經過與本土文化的碰撞與融合，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佛教在中國傳播的過程中，與儒家和道家等學說共同構成了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佛教的傳入，對中國的哲學、文學、藝術等領域產生了深刻影響。歐洲：公元 1 世紀，佛教傳入希臘化的犍陀羅地區，從而影響了歐洲的佛教藝術。儘管佛教在歐洲的影響力相對較小，但它仍對歐洲的文化交流和藝術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總之，早期佛教對世界的影響是多元的，涉及文化、藝術、宗教、政治等領域。佛教的傳播與發展，促進了世界各地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豐富了人類文明的多樣性。隨著計算機的普及和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網際網路已成為大學生生活學習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研究表明網路在方便大學生的同時、網路成癮也正成為困擾社會和教育的一個難題。一. 網癮形成的原因1..家庭教育：也有可能是由於家庭教育不良2..缺乏滿足感：還有的孩子是由於沒有滿足感，平時在日常的生活裡，學業失敗，孤獨感，人際障礙都可形成網癮。調適方法：一、認知調適1. 明確網路使用目的。大學生應該明確自已的網路使用目的，避免無目的地的盲目使用。2. 合理安排時間。要規劃好每天的網路使用時間，避免過度沉迷於網路。二、情感調適1. 正確認識網路情感。大學生應該瞭解網路情感的本質，避免對虛擬情感過於依賴。2. 增強現實生活中的情感聯絡。大學生應該多參加現實生活中的社交活動，增強與他人的情感聯絡。3. 學會表達情感。大學生應該學會在現實生活中表達自已的情感，而不是在網路上宣洩。三、行為調適1. 合理安排作息時間。大學生應該合理安排作息時間，保證充足的睡眠和休息。2. 積極開展體育運動。大學生應該多參加體育運動，增強身體素質，提高免疫力1934 年12 月初，中央紅軍突破敵軍三道封鎖線後，在湘江進行了一次慘烈的血戰。紅軍傷亡很大，由出發前的萬人銳減至3萬。在這場戰鬥中，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負責掩護中央機關轉移。主力紅軍西渡湘江後，敵軍切斷了他們的通道，全體官兵血戰數日，與敵人拼盡彈藥。最後，除少數紅軍突出重圍外，6000名將士幾乎全部壯烈犧牲，鮮血染紅了江面。至今，當地還有“三年不飲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魚”的說法。中央紅軍第三十四師師長陳樹湘帶領的百餘名官兵在突圍中因寡不敵眾全部陣亡，他本人腹部受重傷，不幸被捕。在被敵軍抬往縣城的路上，他從昏迷中醒來，趁敵不備，用手伸進腹部傷口，絞斷了腸子，壯烈犧牲，年僅29 歲，實現了他“為蘇維埃新中國流盡最後一滴血”的誓言，用生命詮釋了理想和信念二里頭文化：二里頭文化是指以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一至四期所代表的一類考古學文化遺存，是介於中原龍山文化和二里岡文化的一種考古學文化。該考古文化主要集中分佈於晉南、豫西，首先發現於洛達廟遺址，但尤其以二里頭遺址發現的該類文化遺存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故以此命名。二里頭文化，既包含了二里頭遺址的文化，又包括了二里頭遺址之外具有二里頭遺址文化特徵的上百處遺址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二里頭遺址和二里頭文化成為公認的探索夏文化的關鍵性研究物件。二里頭遺址是一處夏代晚期的都城遺址，總面積約3平方公里，遺存可劃分為四個時期。遺址內發現有宮殿、居民區、製陶作坊、鑄銅作坊、窖穴、墓葬等遺蹟。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銅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遺物，其中的青銅爵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青銅容器。二里頭遺址是二里頭文化的命名地，並初步被確認為夏代晚期都城遺址。盤庚遷殷：盤庚遷都（殷）商湯最早的國都在亳，在三百年中，由於王族發生內亂、外族侵略、黃河水患等因素，都城遷移了數次。公元前1300年，商湯第二十個王盤庚即位，為了改變社會不安定的局面，於公元前1298年，搬遷到殷，緩和了社會矛盾，擺脫了政治困境，使殷商出現中興。三監之亂：三監之亂，又稱管蔡之亂或武庚之亂。是西周初期分封於商王畿地區（今河南省安陽市附近）周圍的三位統治者叛亂的事件。武王滅商後，聽取周公旦意見採取“以殷治殷”的政策，分封紂王之子武庚於殷，利用他統治殷民。同時武王派遣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在殷都附近建立邶、鄘、衛三國以監視武庚史稱‘三監’。三監地域，一般認為，商都以北地區為邶；商都以南地區為鄘；商都以東地區為衛。武王滅商後不久即病逝，周公旦攝政，引起管叔、蔡叔及其群弟的疑忌，武庚見機拉攏發動叛亂。周王朝面臨嚴峻的形勢，周公東征，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廢霍叔為庶民，平定了三監之亂。《法經》：戰國時期，李悝在魏國率先變法，集各國法律之大成，制定成《法經》，這是我國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建的成文法。分《盜》、《賊》、《囚》、《捕》、《雜》、《具》六篇。商鞅：商鞅（約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姬姓，公孫氏，名鞅，衛國人。戰國時期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軍事家，法家代表人物，衛和辯國國君後代。商鞅輔佐秦孝公，積極實行變法，使秦國成為富裕強大的國家，史稱“商鞅變法”。政治上，他改革了秦國戶籍、軍功爵位、土地制度、行政區劃、稅收、度量衡以及民風民俗，並制定了嚴酷的法清棚嫌律；經濟上，他主張重農抑商、獎勵耕戰；軍事上，他統率秦軍收復了河西之地，被秦孝公賜予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史稱為商鞅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後，商鞅被公子虔誣為謀反，戰敗死於彤地（今陝西省渭南市華答手州區西南）。屍身被運至咸陽車裂，全家被殺。簡述商代內外服制度的內容：商朝內外服制度是內服是商人本族的活動區域，外服是商族以外的附屬國。內外服制度：內服是商人本族的活動區域，外服是商族以外的附屬國，商王透過兩種不同的管理制度來處理本族和臣服的外族的事務。由此，商王控制著聯盟的實際權力，與各附屬國形成了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禹下令規定天子國都以外五百里的地區為甸服，即為天子服田役納谷稅的地區：緊靠王城百里以內要交納收割的整棵莊稼，一百里以外到二百里以內要交納禾穗，二百里以外到三百里以內要交納穀粒，三百里以外到四百里以內要交納粗米，四百里以外到五百里以內要交納精米。簡答合縱連橫的內涵及其變遷：內涵;合縱連橫簡稱縱橫，指戰國時期縱橫家所宣揚並推行的外交和軍事政策。合縱連橫：合縱連橫的實質是戰國時期的各大國為拉攏與國而進行的外交、軍事鬥爭。合縱就是南北縱列的國家聯合起來，共同對付強國，阻止齊、秦兩國兼併弱國；連橫就是秦或齊拉攏一些國家，共同進攻另外一些國家。合縱的目的在於聯合許多弱國抵抗一個強國，以防止強國的兼併。連橫的目的在於侍奉一個強國以為靠山從而進攻另外一些弱國，以達到兼併和擴充套件土地的目的。變遷：戰國時期：合縱連橫思想起源階段。秦漢時期：合縱連橫的延續階段。南北朝至五代十國：合縱連橫策略在這個時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表現為各國之間的聯盟與背叛。宋朝至清朝：合縱連橫的調整階段。在這個階段表現為透過與鄰國建立友好關係，形成對敵人的包圍態勢。近現代：合縱連橫的現代轉型階段。隨著時代的發展，合縱連橫策略不斷得到調整和轉型，為我國的繁榮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論述題：論述儒家思想產生的根源，並講述春秋時期儒家思想發展的大致過程。根源：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其產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國的社會背景和思想環境。儒家思想的產生根源可以歸結為夏、商、週三代文明的積累、春秋時期的社會變革、宗法制度的影響、道家、法家、墨家等思想流派的競爭、封建社會的需要以及儒家學者的努力。這些因素共同促使儒家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佔據了重要地位。過程：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思想發展的大致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形成、發展和演變。形成階段：春秋時期，社會變革加劇，禮崩樂壞，孔子在這一背景下提出儒家思想。孔子主張“仁”，強調愛人、和諧社會關係，倡導禮制，主張貴賤有序。他以有教無類的觀念創辦私學，使平民子弟也有受教育的機會。孔子的思想觀念成為儒家學派的基石。發展階段：戰國時期，孟子繼承並發展了孔子的學說。他主張施行仁政，提出民貴君輕的思想，強調政治家要得民心。此外，孟子還提出性善論，認為人的天性本善，教育的作用在於引導人的天性向善。荀子則是另一個重要的發展者，他主張禮法並施，王霸兼用，強調道德教化與法律約束相結合。演變階段：戰國末期，儒家思想受到道家、法家、墨家等學說的衝擊。尤其是秦朝時期，焚書坑儒，儒家思想受到嚴重打壓。然而，在漢朝時期，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重新成為官方正統，進而影響了後世千年。綜上，春秋戰國時期儒家思想的發展大致經歷了形成、發展和演變三個階段，從孔子創立儒家學派，到孟子、荀子的繼承和發展，再到秦朝時期的低谷和漢朝時期的復興。這一過程展現了儒家思想在歷史演變中的韌性與影響力。隨著計算機的普及和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網際網路已成為大學生生活學習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研究表明網路在方便大學生的同時、網路成癮也正成為困擾社會和教育的一個難題。如何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心理和道德雙重影響力來干預大學生網路成癮已迫在眉睫。 一、 網癮形成的原因1 、家庭教育方式不良家庭教育家庭不良的教養方式也是導致大學生網癮的一個重要原因。相對於非網路成癮大學生的父母。網路成癮大學生的父母的教養方式顯現出更少的情感溫暖、理解、更高的拒絕否認和懲罰嚴厲。這些父母不把子女當作獨立的個體而作為他們的私有物或附屬品、從而對子女更加明顯的操縱、控制和懲罰行為，更傾向於按父母的意志去培養子女。長期以往。就會造成大學生的心理扭曲偏激， 自我認同混亂。網路成癮等問題就可能發生。2、 內因是主導因素、是導致網癮的重要因素人格素質人格素質模式或素質應急的成因模式認為成癮源於早年兒童時期所遭受的心理創傷，且與某些人格特徵或其他障礙、遺傳性心理素質等有關。異常行為的產生來源於性格脆弱，素質、和生活事件應激 。存在的病態心理作為一種素質，是網路成癮症狀產生的必要病因。有研究顯示、有成癮傾向的個體常常是孤僻和抑鬱的、有相當一部分上網成癮者在此之前已有其他心理障礙，特別是抑鬱症和焦慮症。心理特點大學生正處於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逐漸成熟的關鍵時期。這一階段的大學生處於青春期。反叛心理嚴重、內部需要的結構不斷變動，價值觀念不平衡、不穩定，看待問題不夠理性。辨別資訊真偽能力較弱、容易走向極端、 自我管理能力缺乏。抵抗挫折能力較差。常常有挫折感，容易自卑、孤獨、消沉。情緒起伏較大、容易感情用事。大學生的交流需要、情感需求和感官需求非常強烈、求新和好奇的慾望異常旺盛。並且在遭遇挫折時常傾向於逃避現實，而網路遊戲、色情和聊天，恰好對應了大學生的心理需求。一定程度上能夠滿足這個階段的人生需求，大學生自然就會網路成癮。影響網路成癮的最核心因素是非適應性認知。非適應性認知主要包括關於自我的認知扭曲與關於世界的認知扭曲。二．調適方法：1、認知調適＜1＞ 明確網路使用目的。大學生應該明確自已的網路使用目的，避免無目的地的盲目使用。＜2＞ 合理安排時間。要規劃好每天的網路使用時間，避免過度沉迷於網路。2、情感調適＜1＞ 正確認識網路情感。大學生應該瞭解網路情感的本質，避免對虛擬情感過於依賴。＜2＞ 增強現實生活中的情感聯絡。大學生應該多參加現實生活中的社交活動，增強與他人的情感聯絡。＜3＞學會表達情感。大學生應該學會在現實生活中表達自已的情感，而不是在網路上宣洩。3、行為調適＜1＞ 合理安排作息時間。大學生應該合理安排作息時間，保證充足的睡眠和休息。＜2＞ 積極開展體育運動。大學生應該多參加體育運動，增強身體素質，提高免疫力初，帝既克李筠及李重進，一日，召趙普問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戰鬥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計長久，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它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糧，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皆帝故人，各典禁衛。普數言於帝，請授以它職，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萬一軍伍作孽，彼亦不得自由耳。”帝悟，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吾終夕未嘗高枕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下已定，誰敢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設麾下有欲富貴者，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籓，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之業，多致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乘疾請罷。帝從之，賞賚甚厚。庚午，以石守信為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皆罷軍職；獨守信兼侍衛都指揮使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殿前副點檢自是亦不復出雲。呂雉，字娥姁，碭郡單父縣人。西漢時期的皇后，通稱呂后、漢高後、呂太后等，與唐朝的武則天並稱為“呂武”。能與武則天相稱，顯示其獨特地位。 在很多人眼中，每當我們提起呂太后的時候，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她的狠毒，貪婪。作為漢高祖的原配妻子，在劉邦取得天下後，劉邦嫌棄她年老色衰，繼而寵幸戚夫人，甚至想要廢掉太子劉盈，立戚夫人的兒子劉如意為太子。好在經過大臣們的極力勸說下，放棄了這個想法。此時的呂太后面對漢高祖的移情轉變以及自已的兒子差點被廢，內心裡埋下了一顆仇恨的種子，所以在劉邦去世後，呂太后將戚夫人做成了人彘，還安排了專人“照顧”，然後丟棄在茅廁中任她痛苦的死去，割掉她的耳朵，甚至把臉劃花。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呂太后的狠毒。當然，一個人並不可能十全十美，她除了狠毒之外，也是一位優秀的女政治家。在這樣一個男權時代中，呂太后能夠脫穎而出把握朝政，也足以看出她的優秀之處，正所謂“巾幗不讓鬚眉，紅顏更勝兒郎！”在這一方面，我是敬佩呂太后的，我認為她是一位偉大的女子，《史記》開篇中寫道:“呂后為人剛強堅毅，輔佐高祖平定天下，誅殺韓信、黥布、彭越等大臣也多有呂后之力。”由此可見，劉邦奪取天下有一部分來自呂太后的功勞。除此之外，我敬佩她的另一個方面便是她執政的能力，在呂太后執政期間，她雖然掌握了實際的權力，但是在她施政的過程中，一直秉持著漢高祖的遺言，任用蕭何等人，所以在這期間，不論是政治、經濟、法制還是思想文化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的發展，整個社會穩定和諧，為之後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礎。在看《呂太后本紀》的時候，我不禁在想，如果呂太后生活在我們這樣的時代，她將充分發揮她的能力，成為數一數二的人物。秋瑾曾說道:“誰說女子不如男，我自戎裝沙場邊。”雖然呂太后是個女兒身，但在我看來她的某些個性方面是具備男子氣概的，作為一個女政治家，面對匈奴的羞辱時，冷靜的沉著應對，她一改大部分女性感情用事的性格，讓人刮目相看。 在這綿延不絕的歷史長河中，呂太后的故事流傳至今，司馬遷在《史記》中也寫道:“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後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後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司馬遷很客觀的評價了呂太后，肯定她政治才能的同時，也批判了她的狠毒、殘暴。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詳。自唐、虞以下迄於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已闕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城有限，孰能逾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在三皇五帝的時代，書籍曾經有《五典》、《三墳》，可距離現在太久遠了，沒辦法鬧得一清二楚。從唐堯、虞舜以下直到周朝，這些記載組成了《古文尚書》。但是當時的世道仍舊很淳樸，文字奉從簡略，要索求完備的史書體裁，原本上就不存在。此後左丘明給《春秋》作解釋，司馬子長編寫《史記》，史書體裁到這時才完備了。後來接續的作品，相互遵照著寫出來，即便有改動擴大，也僅僅變換一下各自的書名篇目，範圍本來就有限，誰能超出這個範圍呢？大致上說，荀悅、張璠屬於左丘明的一派；班固、華嶠，屬於司馬子長的同類。只是這編年、紀傳兩大史書流派，各自看重誇耀本流派，一定要辨明他們的優點與缺點，才能夠說出個究竟來。夫《春秋》者，系日月而為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處。此其所以為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俊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短也。像《春秋》這樣的史書，綴聯日期和月份形成編排次序，標列季節和年份來互相接續，中原國家與邊疆各部族，在同一年同一時期，沒有不完整地記載那些事件，顯現在讀者的眼前。道理全都包括在一樁記載中，語句沒有重複出現的現象。這是它構成長處的地方啊！至於賢能計程車人，貞烈的女子，才華出眾的人，品德美好的人，如果他們的事蹟與國家政治有關係，必定予以高度注意觀察而完整地加以記載，如果他們的事蹟與國家政治關係不大，只有堅持正直的原則的才詳細地加以述說。例如絳縣的老翁、杞梁的妻子，有的是晉國的國卿才獲得記述，有的是因為答對齊國的國君才被記載的。他們中存在著賢惠像柳下惠，仁德像顏回那樣的人，最終也沒能夠彰顯他們的性名、顯揚他們的言行。所以論起編年體史書細小內容的處理，就連最細微的事情都不遺漏；說起編年體史書重要內容的處理，就連十分重大的事情都給拋棄掉。這是它構成短處的地方啊！《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雲語在《項傳》，於《項傳》則雲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為短也。像《史記》這樣的史書，本紀用來包舉朝廷大事，列傳用來曲折詳細地記載小事，表用來按表格形式標列年代和爵位，志用來總括本紀、列傳和表所遺漏的內容。至於天文地理、國家法典、朝廷規章，明顯的和隱微的，必定都完備地包括進來；重要的和次要的都不遺漏：這是它構成長處的地方啊！至於同是一樁事件，分散在好幾篇裡，斷斷續續，彼此分離，前後多次重複出現。在《高祖本紀》裡就說事件表達在《項羽本紀》中，在《項羽本紀》裡就說是事件詳載在《高祖本紀》中。又編排同類的人物，不講究年月的先後，時代在後的人卻選出來位於前面，時代在前的人卻壓下去納入後邊，於是以致西漢賈誼與楚國屈原在同一行列，春秋魯國的曹沫與戰國燕國的荊軻編在一起，這是它構成弊端的地方啊!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幹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雲：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案：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為《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為史官，皆仿《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並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為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吝，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並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瑣多蕪，闌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荀悅厭其迂闊，又依左氏成書，翦裁班史，篇才三十，歷代保之，有逾本傳。觀察這二種史冊體裁的優點與弊端,相互存在著得失,而晉朝於寶編著史冊,競大力稱讚左丘明,卻深深貶抑司馬子長。他的主要意思是說:左傳能用三十卷的簡短篇幅,包含二百四十年的史事,沒有遺漏。研究他這類說法,稱得上是有力的論斷嗎?檢驗春秋時期發生的史事列入左氏所記錄的,大體上獲取三分之一罷了。左丘明自已也清楚他那書的缺漏,以又編撰《國語》來增廣它,可是除《國語》記錄的以外,還有很多缺漏,怎麼能說包羅無遺了呢?假設左丘明子子孫孫擔當史官,都模擬《左傳》寫編年史,至於前漢的隱士嚴君平、鄭子真,後漢的名士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仲舒回答帝王諮詢的書策,劉向、谷永的獻納奏章,這些人物全都是道德在各種人中佔第一,和明顯的地方,言論上能把軍國方面的道理講得十分透闢,下,不參加朝政;有的由於文章冗長,事蹟很多,難以進行次序編排,全都省略而不記錄的話,這還牽強說得過去。假如必定是真實狀況而有捨不得的地方,載西漢一代歷史的包含志和列傳在內的一百卷漢書的內容,為既瑣碎又很紛亂、力盡疲倦毫無力量的東西了。列傳來區分,使它們歷歷可觀,編年體另成一書,對《漢書》進行剪裁壓縮,才為數三十,歷代卻誇讚他這部新著,認為超出了《漢書》。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幹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為裴《略》。各有其美，並行於世。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既然這樣,那麼班固、荀悅為代表的紀傳、編年兩種史冊體裁,比試生命力爭佔上風,想荒棄此中的一種門派,壓根也就很困難了。此後寫史冊的人,超不出這兩種寫史冊的門路,因此晉朝的國史有王隱、虞早先後寫成紀傳體《晉書》,卻又用幹寶的編年體《晉紀》來相配;《宋書》有徐愛、沈約先後寫成的紀傳體《宋書》,卻又分化出裴子野的編年體《宋略》,它們各自是有自已的優點,在世上一起流傳。看來幹令升(寶)的說法就太偏執了,它不過墨守編年體一家而已。書教下《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閒嘗竊取其義,以概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兼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祝史命告,未嘗非撰述,然無撰史之人。如《尚書》誓誥,自出史職,至於帝典諸篇,並無應撰之官。)則傳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此。此《尚書》之所以無定法也。《周易》說：“蓍草的品格圓活象神明，卦象的品格固定象智慧。”我近來曾採用它們的含義，來概括古今的書籍，撰述應當圓活象神明，記注應當固定象智慧。智慧用以收藏往事，神明用以預知未來，記注應當使往事不被忘記，撰述應當能預測未來，因此記注收藏往事象人的智慧，撰述預知未來象神明。收藏往事應當完備無遺，因此體例是固定的，其品格表現為方；預知未來，應當有選擇有取捨，其體例不能一成不變，其品格表現為圓。《周禮}記述周代官職有三百六十種，能夠說已經相當完備。然而諸位史官都掌管記注，還未曾有專門進行撰述的史官，那麼，流傳後代流行久遠的功業，不能拘泥於職務，不一定要等待專門史官設立以後才進行撰述；但如果不是具有很高智慧，深刻了解二帝三王治國精髓的人，不能進行撰述。這就是(尚書}沒有固定體例的原因。《尚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者易循,而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也。《尚書》、《春秋)，都是聖人著成的典籍。《尚書》沒有固定的體例，《春秋》有固定的體例。因此，《尚書》這一流派轉變歸到《春秋》中，而《尚書》著書宗旨與編纂方法卻沒能流傳下來。有固定體例的容易效仿，無固定體例的難以繼承，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然而撰述與記注兩類史書，自從有史書以來，二者不偏廢。(後來史學家)不能探究六經深意，(但)沒有不受其遺留宗旨影響的。史學家繼《春秋》以後而寫作的史書，沒有誰趕得上司馬遷和班固，司馬遷的《史記》與撰述極為接近，班固的《漢書》則與記注相似。 《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為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為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近,而班史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從《尚書》發展到《左傳》，《尚書》沒有固定體例而《左傳》有固定的體例，是為解釋經書。從《左傳》發展到司馬遷的《史記》，《左傳》按年月順序記事，《史記》則分類記事，以蒐集記述(編年體)不能包羅的內容。從《史記》發展到《漢書》，《史記》貫通古今變化，而《漢書》則墨守成規，以顯示記述內容已完備無遺。就表面而言，《史記》與《左傳》差異很大，而《漢書》與《史記》極為相似。(原因是)《左傳》體例直接 (按時間順序記事)，自然是編年體開山作，《史記》與《漢書》記事詳細完備都是紀傳體的鼻祖。推究作史方法來說，那麼《史記》體例靈活，在許多地方受到《尚書》著書宗旨影響，《漢書》體例詳備固定，在許多地方受到《周禮》著書方法的影響。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題目也。《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為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文,非為屈氏表忠,乃吊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為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因此可以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遊士著書耳。名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三鄒子。)或又摘其重複失檢,(如子貢已在《弟子傳》,又見於《貨殖》。)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尚書》之遺者乎!《史記》的紀傳體例，依據《左傳》編年體而簡要地進行區別，並不過分拘泥於題目。《伯夷列傳》是七十篇列傳的序言，不是專為伯夷而作。《屈原賈生列傳》用以痛斥絳侯、灌英的讒言，文中記錄屈原的部分，不是為表達屈原的忠誠，實是哀悼賈誼。《倉公列傳》記錄醫案，《貨殖列傳》兼記物產，《龜策列傳》只記占卜方法，仍有根據事類命名篇目的宗旨，並不侷限於記述某人的事蹟。《張耳陳餘列傳》，記一人同時反映另一人。《孟子荀卿列傳》全面概括遊學士人的著述。名稱與標題，往往不拘泥於體例，僅僅用來命名篇目，象《關睢》、《鹿鳴》，實際是指高貴的賓客和貞淑的女子。但是有的人卻因此批評《史記》分類不當，又有的人批評《史記》前後重複缺乏檢查，(這些人)不懂得古人著書的方法，用後代墨守成規的固定體例，反過來批評古人對史書體例的變通，(由此)也知道《史記》體例靈活，仍有(尚書》的遺風。遷《史》不可為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後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為之裁製,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史記》體例不能看成固定的法式，《漢書》繼承〈史記〉體例，把這種體例固定下來，成為後代史學家永遠固守的著書方法。夏商周三代以後，史學家不是每個時代都有，只能墨守成規，要等到真正史學家產生才能有創新，這是客觀形勢造成的。然而《漢書》本來屬幹撰述而不是記注，那麼它在整體上與記注相近的同時，仍注意用圓活變通的宗旨來規劃該書的體例，因此能成一家，能流傳後世，流行久遠。後來史學家失去了班固著史的宗旨，把紀傳體體例，等同於科舉程式、官府文書，那麼(這些人寫成的史書)既不象撰述，也不象記注，而古人著書的宗旨，不能再見到了。著史不能自成一家，史事與文辭都沒有成就，卻仍然墨守成規，認為自已的史書本來是效法了司馬遷和班固，而史學原則失傳已很久了。曆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前人所以論司天也。而史學亦復如此。《尚書》變而為《春秋》,則因事命篇,不為常例者,得從比事屬辭為稍密矣。《左》、《國》變而為紀傳,則年經事緯,不能旁通者,得從類別區分為益密矣。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飢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謹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雲方智,則冗復疏舛,難為典據;以雲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為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紀傳實為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為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曆法應用久了必然會產生誤差，而推算天文曆法的學問越到後代越嚴密，這是前人對天文曆法的評論。而史學也與此類似。從《尚書》到《春秋》，根據史事命名篇目，不制定固定體例的記事方法，能夠因為排比史事聯屬文辭而逐漸嚴密起來。從《左傳》、《國語》到紀傳體，編年體以年為經，以事為緯不能溝通各類事件及制度間相互關係的缺陷，能夠因為分類記事而更加嚴密。紀傳體流行一千餘年，學者互相沿襲，幾乎象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渴了要喝水，餓了要吃飯一樣，沒有任何變化。然而沒有獨到的見解，沒有用來流傳後世流行久遠的體例，小心謹慎象固守科舉程式，不敢逐漸加以變通；像主管文書的官員管理的文書一樣，繁雜無法刪減。（後代史家所寫史書）說它是記注，則重複錯亂，很難當作可靠的史料；說它是撰述，則蕪雜繁多，難以記頌。其原因是一般史書只知道在體例方面求得完備，而史書卻被體例所束縛；只想在表面上求得相似，卻不知道紀傳體來源於《春秋》，《春秋)原是符合《尚書》最初著述的宗旨與原則。《周易》說：“遇到困境就要變革，變革之後才行得通，行得通才能久遠。”紀傳體確實是三代以後優良的體例，但流傳已久，古人著史的宗旨，反而被後代墨守成規的紀傳體例所矇蔽，怎麼能不考慮一下變通的方法呢?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為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註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註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為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為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左傳》編年體例，不能詳細區分事類與體例，《史記》與《漢書》紀傳體例，是用來補救編年體的不足。一般史書反而被體例所束縛，以致史書越多，史事越隱晦；正象訓詁註疏是用以解釋經書，庸俗的經師反而沉溺於註釋而不懂經義。經書是解決疑難的，應當研究沒有註釋時的本義；史書被體例所束縛，應當研究沒有體例時最初的方法。體例是從《春秋左傳》開始的，為什麼不研究一下《尚書》未變化到《春秋》時最初的著述方法呢?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奇腐雲耳。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尚書》圓而神,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為正史,編年為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為旁庶矣。司馬《通鑑》秉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鑑》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其淺,而觀者其深,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為神奇，本一理耳。神奇變為腐朽，腐朽再轉化為神奇，註釋《莊子》的人，認為天地自有變化的規則，人只能隨之神奇或腐朽罷了。事物經屢次變化會恢復原初狀態，過份修飾必然會返歸質樸，這是天下自然的規律 ，《尚書》體例靈活，它在史書中，能說是達到了最高的境界。沒有能繼承這種體例的人，因此發展成為編年體，又演變為紀傳體。大約從劉知幾以後，沒有人不認為《尚書》著史方法失傳，史官不能繼承發展它的方法。又，從《隋書·經籍志》以來，著錄史書都以紀傳體為正史，編年體為古史，歷代相沿不改，史書就分為正統與附庸，沒有誰不是把紀傳放在第一位，而把編年放在第二位的。這樣，紀傳體史書以非正宗地位繼承《春秋》佔據統治地位，荀悅、袁宏所著編年體史書反而從正宗地位退居次要地位。司馬光《資治通鑑》認為紀傳體分類記事有缺陷，又採用編年體來記述歷史。袁樞《資治通鑑紀事本末》認為《資治通鑑》編年記事有不足，又採用了分類記事方法。按：紀事本末體體例，根據不同史事命名篇目，沒有固定的格式；不是對古今史書體例精髓有深刻的瞭解，就不能做到收集剪裁得當，既無遺漏也不雜亂。文字比紀傳節省，記事比編年體通達明白。有判斷有選擇，體例靈活，這才真正是《尚書》的宗旨。袁樞最初並沒有這種想法，而且他的學識也不能夠創立這種新體例，所著《紀事本末》一書也不完全符合本末體史書要求。因此歷代目錄學家，都把該書列入雜史之中，自然屬於彙編類史書，方便人們閱讀罷了。但是根據它的記事方法，深入思考，加以精心推理，那麼古代史書的本源，隱約能夠體會到一些。有的史書作者很淺陋，而閱讀的人卻眼光深遠，《資治通鑑紀事本末》就屬這一類．因此說，神奇變腐朽，腐朽再變為神奇，源於同一道理。夫史為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為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尚書》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聖之製作,而責於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歟!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仿也。且《尚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即《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取以為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製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為更張也。史書是記載事件的，事件千變萬化不會整齊劃一，歷史書籍也必須富於變化才能恰如其份地反映事件，那麼就必須就事件來命名篇目，不被固定的體例所束縛，然後才能起迄自如，沒有一句遺漏的話也沒有一句多餘的話。這就是《尚書》之所以變化無窮，後人無從仿效的原因。到《左傳》，已不免以文辭曲從於體例，這是必然的規律與趨勢。拿上古時代聖人的著作，來苛責後代的史官，豈不是相差太遠了嗎?不瞭解經不能透過學習而掌握，而其寫作方法本來是能夠學習進而模仿的。況且《尚書》本來有不能完全學到的方面，就《資治通鑑紀事本末》來說，不過是抄錄而來的質量不高的史書，不能完全拿來作為寫史的方法，僅僅因為作史原則有相似之處，因而不能以文辭妨礙其原則。斟酌古今史書，確定文辭與質樸並重的原則，那麼就要學習《尚書》的寫作方法，以《史記》紀傳體為基礎，適當吸收編年體的長處，這樣做是為補救紀傳體的重大弊端，不是我有意標新立異。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即有之矣。《尚書》為史文之別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即傳也。以《尚書》之義,為《春秋》之傳,則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尚書》之義,為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仿左氏而統名曰傳。或考典章製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即列傳本體。)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誥之類。)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別編為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改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為圖,以表明之。蓋通《尚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紀傳體雖然始於司馬遷，但也有所繼承。考察《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那麼本紀編年記事的體例，自有文字以來就產生了。《尚書》是另外一種記事方法，如果採用《左傳》體例， (把《尚書》各篇)合到編年中，就是列傳。用《尚書》寫史方法，來註釋《春秋》，那麼《左傳》不至於以文辭曲從於體例，浮華的文辭就能刪去很多。用《尚書》寫史方法，來寫《史記》中的列傳，那麼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都能依照《左傳》而統統稱為傳， (這些傳)有的考證典章制度，有的記述史事始末，有的記述一人事蹟，有的記述同類事件，有的記述一個時代重要言論，有的記載一個時代重要文章，不同的內容寫或不同的傳，以與本紀相配合。那麼與《左傳》註釋《春秋》相比，能夠不受時間先後的限制；與《史記》分類記事相比，能夠沒有前後重複的煩瑣。文位元組省而事件更加明晰，體例簡明而作史方法更加精密，這豈不是文辭與質樸並重，自古以來最恰當的著史方法嗎?至於人名與各類事件，合在列傳之中，難以查詢，那麼另編成表來記述；天象地形，車馬服飾及器物，不能用列傳來記述，而且也難以用文字來描述的，另外匯成圖，來記錄它。綜合《尚書》、《春秋》的長處，補救紀傳體相沿而成的弊端，沒有比這更好的方法了。至於創立新的體裁，區別各個細目，比較古今史書，確定一書的規模，另外寫成《圓通》一文，這裡就不詳細談論了。這是書教下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