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一日，雲南道御史毛羽健上奏道：“太祖高皇帝朱元璋曾說過，我養兵百萬，卻不耗費民間一分一毫錢財。這裡所說的不花民間錢糧的軍隊，正是指全國各地衛所的駐軍。朝廷之所以要供養這批軍隊，原本就是為了隨時可以調遣征戰。外來調遣的軍隊需要轉運糧餉供應，而衛所軍則實行屯田制度，自行生產糧食。民間農田都要繳納賦稅，而屯田則只需上交收穫的糧食，這就體現了古代寓兵於農、兵農合一的思想，這一制度深遠而卓有成效。明成祖朱棣曾派遣英國公率領貴州、四川、廣東等地計程車兵征討黎季犁,還調集北京、南京以及山西、陝西、山東、湖廣等地的部隊討伐本雅失裡。這些例子正是早期衛軍調動參與作戰的有力證明。
此後也有例子，比如馬昂平定水徭之亂，韓雍平定大藤峽叛亂，衛涇平定西寧部落首領沙把的叛亂，白能討伐襄陽地區的匪首劉千斤，程信成功鎮壓了山都蠻的動亂，萬鏜清剿了蠟爾苗的叛亂，潘潘出征擊敗了思恩部落首領岑浚，鄒文盛平定了香爐部落首領阿傍的叛亂，李化龍征討播州土司楊應龍。所有這些都是依靠衛所軍的力量完成的。可見，衛所軍事實上一直都在被徵調參與各地的軍事行動。
永樂十二年（公元1414年），明成祖親自率領京營兵出王剌河攻打瓦刺，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明宣宗親自帶領鐵騎從喜峰口攻打厘良哈，這些都是京營兵出征的早期例項。之後，正統九年（公元1444年），成國公率軍抵抗大寧地區的朵顏部侵擾；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俞子俊出兵征討亦思馬因；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面對侵犯大同地區的敵軍，保國公朱暉駐守宣大防線。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流寇劉六、劉七帶領群眾北上，陸完、馬中錫駐紮涿州應對；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土魯番入侵甘肅，金獻氏自蘭州出兵抵抗。所有這些戰事中，均採用了京營兵。由此可見，京營兵也同樣經常被徵調參與戰鬥。
然而沒想到的是，軍隊管理體系逐漸廢弛，祖制蕩然無存。京營計程車兵拘泥於‘居重馭輕’的理論，長期未經實戰訓練，變得冗員眾多、無所事事，而且驕傲橫蠻，無法派遣上戰場。衛所計程車兵也因為之前的某些問題，遇到緊急情況時不立即調動，而是採取了另外的辦法——招募新兵。可是，招募新兵就能算是長久之策嗎？
衛所軍隊靠屯田維生，就像京營士兵靠每月發放的糧餉一樣。若是軍隊養了上千天，卻一天也不能發揮作用，那就如同成了無用的累贅。既然不使用這些衛所軍隊，那就應該用他們原本應產的糧食去供養募集的新兵，但現在卻既不徵收屯田的糧食，也不合理排程衛所軍力，只知道提議向貧困百姓增加賦稅，而不去關注從衛所中找到能自給自足的軍隊，這樣做實在是違背了祖宗當初設立衛所和屯田制度的初衷。
現如今要解決軍糧充足的問題，關鍵在於裁撤僱傭兵而重用衛所兵。若想重振衛所兵，首要之舉就是清理整治屯田制度。然而，時至今日，屯田制度已然弊端叢生，士兵們因屯田無須正式登記在冊，可以藉此逃避兵役，私下買賣屯田；豪強貴族因屯田不必繳納賦稅，可以避免自已的賦稅義務，也私下收購屯田；而管理屯田的軍官則因士兵逃亡可以獨佔屯田的收益，任由私人隨意買賣軍屯田地，卻沒有追補和監管。由於上述這三大弊端，軍屯已經十剩無一。
現在如果要解決軍屯問題，可以將軍屯事務專門交由各省的兵巡道官員負責，明確規定他們的責任，命令他們務必做到：對於逃亡的軍丁必須追回，死亡或絕嗣的要有人替補；對於私自典賣的屯田要追回；對於隱瞞侵佔屯田的情況要嚴格核查。一旦有戰爭動員或徵調需求，應命令兵巡道官員協同衛所掌印指揮官，一同押送士兵到營地服役。這樣一來，士兵在被徵調時，其所在的衛所原本應繳納的屯糧就可以直接轉化為軍隊的日常口糧；軍隊人數有了固定額度，軍餉發放就不會出現虛假冒領的情況，這是第一大好處。每個人都有明確的籍貫記錄，逃跑計程車兵可以被追蹤，這是第二大好處。士兵考慮到家人親戚，就不敢輕易挑釁鬧事，這是第三大好處。每個人都明確自已所屬的編制，官將之間也不敢隨意摻雜混淆，這是第四大好處。士兵經過充分訓練，臨陣時就不會慌亂喧譁，這是第五大好處。透過這一系列舉措，可以一舉獲得五大優勢。”
毛羽健，字芝田，湖北公安縣人，天啟壬戌年（公元1622年）考中進士，最初被任命四川萬縣知縣，之後調任到巴縣任職，後又擔任雲南道御史，因為彈劾楊維垣、阮大鋮為奸黨，被降級並返回家鄉。崇禎皇帝即位初期，毛羽健獲得重新啟用，並首次提出了針對當時緊急問題的改革方案，特別指出驛站制度對民眾造成了極大負擔，主張應首要對此進行大力改革，崇禎皇帝非常贊同他的意見。毛羽健因支援袁崇煥受到牽連，被革去官職，返回家鄉，後來去世。
譯者注：1.關於原文中的“居重馭輕”，明朝自建立以後，在軍事建設上採取了強幹弱枝、內強外弱、居重馭輕的措施來進行軍事佈防，繼承了自“唐宋以來，京師皆宿重兵，畿內外當天下之半”的傳統，京師地區駐紮了二十萬左右的京營。由於種種原因，京營到了後期，戰鬥力極為低下，但又耗費了國家大量公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