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戡黎：文王向東擴張的戰爭。周文王戰勝黎國之後，殷朝賢臣祖伊為殷朝安危擔憂，向殷紂王進諫，規勸他改弦更張，但遭到了紂王以“天命在商”為由的拒絕，祖伊認為紂王過錯過多，上天已有所感知，不會庇佑商朝。記錄於《尚書》。西伯戡黎使商朝的有識之士震動很大，商臣祖伊認為，這是“天將訖我殷命”和“殷之即喪”的象徵。其中，出現了董仲舒“天人合一”理論的幼芽，即天命可以作為政治正當性、合法性、有效性的依據，但天命的有無繫於天子自身的德性、行為。盟津之會（盟津觀兵）：孟津觀兵是中國歷史上比較早的規模較大的閱兵之一。約前1048年，周武王為了檢驗自已的號召力，試探各諸侯國的態度和商王紂的反應，言奉先王（西伯）而發（仍以先王為統帥）在孟津舉行的大規模軍事演習和閱兵儀式，史稱“孟津觀兵”。周武王在孟津檢閱軍隊，一下盡然聚集了八百諸侯，但是武王發現幾個大的諸侯國沒有前來，時機還沒完全成熟，於是毅然收兵回師，繼續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在大會上，周武王舉行了誓師儀式，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是一次“諸侯所由用命”的重要會盟，從此，眾多的諸侯都聽從周的指揮，滅商已有充分的把握。利簋：西周早期青銅器。1976年出土於陝西臨潼縣零口鎮，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作器者名“利”，他隨武王參加戰爭，勝利後受到獎賞，鑄造這件銅器以記功並用來祭奠祖先。利簋是迄今能確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銅器。利簋採用上圓下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銅簋的典型造型，同時也是中國古人對天圓地方這種古老觀念的體現。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徑22厘米，重千克。器內底鑄銘文4行33字，記載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紂這一重大歷史事件，作為商周界碑，確立牧野之戰和商朝建立的時間。簋銘中的甲子紀時，不僅為西周銅器斷代提供了重要的標準，也證實了《世俘》、《牧誓》等周代文獻對武王伐商一事的記載，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何尊：西周初年第一件有紀年銘文的青銅器。是中國西周早期一個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貴族所作的祭器。1963年出土於陝西省寶雞市寶雞縣賈村鎮（今寶雞市陳倉區），收藏於中國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尊內底鑄有銘文12行、122字銘文，何尊是第一個出現“德”字的器物。何尊之後的銘文，表示道德的有“心”，表示其他如人名的無“心”。證明了周王朝以德治國的理念。銘文中“宅茲中國”，是目前所知“中國”一詞的最早出現，其中提到周武王在世時決定建都於洛邑，即“宅茲中國”，與《尚書》中的《洛誥》《召誥》等文獻記載可相互證，起到了證實補史的作用，為西周歷史的研究和青銅器的斷代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武王克商：大約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發帶領周與各諸侯聯軍起兵討伐商王帝辛（紂），最終建周滅商的歷史事件。周武王即位後的第四年春，親自率領兵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及與周同盟的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等方國的軍隊東征，從孟津(今河南孟津)渡過黃河，於正月甲子清晨抵達商都郊外的牧野(今河南汲縣北)，並在此舉行戰前誓師。周武王的誓師詞(即《尚書·牧誓》)列舉商紂王只聽婦人之言、不祭祀祖先、不任用宗親貴戚，只信任四方有罪逃奴等罪狀，表示自已要恭行上天的懲罰，要求將士統一步伐，嚴明紀律，勇敢作戰。商紂王拼湊軍隊倉惶出兵應戰。但由於商朝下層士兵對紂早已離心，一到陣前，便倒戈起義，引導周軍攻打紂王。紂大敗後逃入朝歌，登鹿臺自焚而死。商朝滅亡，周朝建立。武王克商是中華民族形成、中華文化認同的關鍵歷史事件。三監之亂：指西周初期商王畿地區（今河南省安陽市附近）的三位統治者叛亂的事件。武王滅商後分商王畿為三部分，設三監治理。三監的具體人物為：管叔、蔡叔、霍叔。所謂“監”即監督殷商遺民防止其造反。三監地域，一般認為，商都以北地區為 ；商都以南地區為 ；商都以東地區為衛。武王滅商後不久即病逝，周公攝政，管叔和蔡叔懷疑周公有奪取王位的企圖，對周公極為不滿，到處散佈留言，認為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武庚見有機可乘，便拉攏管叔、蔡叔等，又聯合東方的徐、奄、熊、嬴、薄姑等部一起反周，新生的周王朝受到嚴重威脅。史稱“三監之亂”。三監之亂嚴重威脅到了周朝的統治秩序，周公花費三年的時間進行東征 ，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廢霍叔為庶民，平定了三監之亂徹底消滅了殷商王朝的殘餘勢力，擴大東方境土。周公東征：周公為平定東方三監叛亂而進行的征伐。周武王滅商兩年後，因病去世。其子成王尚幼,由武王之弟周公旦輔政。管叔、蔡叔懷疑周公篡權,便與武庚勾結,發動大規模的叛亂。周王朝面臨嚴峻的挑戰，在此危急關頭，周公先是“內彌父兄，外撫諸侯”，協調好內部關係；而後便親領大軍東征平叛。他首先集中兵力誅滅武庚，又殺死管叔，流放蔡叔，消除了叛亂的主要勢力。接著又揮師東進，歷時三年，相繼平定東方諸國，征服了商王朝的殘餘勢力。又在洛水北岸修建雛邑(今河南洛陽),作為周的東都,以便於加強對東方的統治。這次戰爭的規模比武王伐紂要大得多，經此一役，周的滅商事業才最終完成。周對東方的統治也由此真正奠定。《尚書大傳》等記載周公“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周公攝政： 武王死後，成王姬誦即位，鑑於成王年幼，外部還有商朝殘餘勢力伺機反叛，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攝政。他率師東征，平定叛亂，滅奄（今山東曲阜東）後大舉分封諸侯，營建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陽）。又制禮作樂，為西周典章制度的主要創制者，主張 “明德慎罰”，以“禮”治國，奠定了“成康之治”的基礎。周公旦退位後，把主要精力用於制禮作樂，繼續完善各種典章法規。周公制禮作樂第二年，也就是周公稱王的第七年，周公把王位徹底交給了成王周公一生的功績被《尚書大傳》概括為：“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樂，七年致政成王。成周：西周東都洛邑。周公東征後，為了加強對東方的控制，營建東都洛邑，，又稱“新大邑”“成周”，歷時兩年後建成。即《尚書大傳》所謂“五年營成周”，何尊銘文所說的“惟王五祀”“宅於成周”。作為周統治者控制東方的中心，將“殷頑民”及東土的一些人群遷於此，駐兵進行監視，便於就近監管，防其叛周。自此西周二都:以鎬京為中心，是周人興起的根據地，稱為“宗周”，又稱西；以東都洛邑為中心，是保衛宗周、鎮守東方的重鎮，稱為“成周”又稱東都。成康之治：成康之治是西周成王、康王統治時期出現的繁榮景象。經過周公的東征，以及成康時期的大分封，周朝國家的疆域極大擴充套件，並實行了較為有效的統治，周王朝的基本政治格局也在此時形成。成王、康王能夠總結殷商滅亡之經驗，承文王、武王的業績，對內推行“明德慎罰”的主張，務從節儉，用以緩和階級矛盾；對外不斷攻伐淮夷，用武力控制東方少數民族地區，取得了很大的勝利。認真貫徹周初的各項制度、政策，社會經濟有所發展，國家政治基本穩定，據載“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史稱“成康之治”。周人稱這段時間的繁榮為“成康之治”“成康之治”是西周奴隸社會發展的極盛時期。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南征而不復是昭王南征楚國的一次失敗的軍事行動。康王死後，兒子霞即位為昭王，昭王是西周第四位國王。周昭王時期，周人的擴張重點從從東土轉向南土，但是在長江中游地區的戰爭受到了巨大的挑戰，周昭王十九年“喪六師於漢”，西周中後期，楚國的力量一天天增強，嚴重威脅周王朝在漢水以北的大小諸侯國，昭王便發動了對楚國的戰爭。昭王十六年，第一次親征楚國，取得了勝利。昭王十九年，他率領六師人馬前去伐楚，在南渡漢水的時候，當地人民把一艘用膠粘起來的大船獻給昭王，不料船行到漢水中間，船的粘膠被融化，船散了架，昭王掉到水裡被淹死，昭王帶去的六師人馬也被楚人打得七零八落。經過這次嚴重挫敗，周王室失去了控制南方的實力。楚國在江漢地區不斷發展，力量日漸強大，春秋時成為南方大國。“昭王南征而不復”，從此基本結束了西周早期軍事擴張的步伐，大規模的軍事活動宣告停止，也標誌著西周中期的開始。周穆王：西周在位時間最長的周王。周穆王姬滿（約前1026年—約前922年），姬姓，名滿，又稱“穆天子”，周昭王之子，西周第五位君主。周穆王富於傳奇色彩，在位期間，曾徵犬戎（一作畎戎）、伐徐戎、作甫刑（亦稱《呂刑》）。此外，史料中還有關於穆王西遊見西王母的記載，其中以《穆天子傳》為詳細。在周穆王的勵精圖治下，天下再度安寧，保持了昭王盛世的延續。國人暴動：西周後期周都鎬京地區的國人發動的驅逐周厲王的武裝暴動。厲王在古史中以貪暴著稱,據說他任命榮夷公為卿士.推行“專利”政策，引起社會上下一片反對。此舉可能起到了增強王室和國家財力的作用,但卻使社會矛盾更加激化。為壓制輿論的不滿情緒，厲王又專門派人“監謗”，發現有異議者則殺之，結果人人自危，不敢議論，道路以目。大臣召公勸速說:“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雍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厲王不聽。公元前842年，居住在宗周的國人及部分百工、軍卒發生暴動，襲擊周厲王，周厲王狼狽地逃出王宮，在國人的追逐下，渡過黃河，一直逃奔到彘地（山西霍縣東北）。太子靜藏匿在召公家，召公只得將自已的兒子冒充太子交予國人，才使太子得免於難。此事件即“國人暴動”。周王朝受到沉重打擊，朝政由召公和周公等代管。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群眾性武裝暴動,對西周統治階級上層集團是一次沉重打擊，極大地動搖了西周的統治基礎。共和行政：西周國人暴動後出現的過渡性政權形式。周厲王暴虐專制，寵信佞臣，引起國人暴動，厲王逃奔到舞(今山西霍縣)。太子靜藏在召穆公家，被國人包圍，召公以自已兒子代替，太子方得免難。厲王出奔後，由朝臣召穆公、周定公二人共同行政，號為共和。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為中國古史有明確紀年之始。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舞，周、召二公共立太子靜，是為周宣王，共和行政即行結束。此外，還有以共和指共伯和(共國國君名和) 一說，厲王出奔後，諸侯推舉共伯和代行天子事，故稱共和行政。厲王死，共伯和使諸侯奉太子靜為王，自已回到衛國。共和元年是中國歷史有確切紀年的開始，開創了中國歷史準確紀年，此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