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王世系與早期生涯
宋光宗趙惇，作為南宋王朝的重要一環，出生於1147年9月30日，是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趙昚與其正室成穆皇后郭氏所生的第三子。在其幼年時期，趙惇生活在父親趙昚還是親王的藩邸之中，受到了嚴格的宮廷教育和培養，為日後繼承大統奠定了基礎。
紹興二十年（1150年），趙惇的人生軌跡發生了轉折點，他得到了朝廷賜予的名字“趙惇”，象徵著皇族身份的確立，並開始步入仕途，被授予了右監門衛率府副率的官職，這是一個負責宮廷禁衛事務的初級軍事官職，標誌著他開始參與宮廷內部的安全保衛工作。
不久之後，趙惇的職務又有變動，轉任榮州刺史，這是地方行政官員的一種，顯示他在初步積累行政經驗的同時，也開始接觸地方管理的實際運作。隨著其父趙昚在隆興元年（1163年）即位為帝，趙惇的地位隨之水漲船高，進入了權力核心的視線。
二、登基為帝與初期施政
淳熙十六年（1189年），在中國南宋的歷史舞臺上，趙惇迎來了他人生的重大轉折點。這一年，身為皇太子的趙惇接受了父親宋孝宗趙昚的禪讓，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寶座，改國號為紹熙，成為了南宋王朝的第三位君主。在這一歷史時刻，趙惇承載了南宋民眾對於國家振興與穩定的厚望，同時也揹負起了延續孝宗時期勵精圖治精神的重任。
即位伊始，趙惇展現出了積極進取、求真務實的治國姿態。他深知，要實現國家長治久安，必須廣納群言，傾聽民聲。為此，他甫一即位便連發三道詔書，向全國上下廣泛徵集直言進諫，力圖透過對各種意見的吸納和採納，來推動國家政策的最佳化與改革，進而提升國家治理效能，實現社會公正和諧。
然而，理想與現實之間的鴻溝並非輕易可逾越。雖然趙惇在形式上大力提倡直諫，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他對如何有效整合這些來自民間和社會各階層的聲音，以及如何將其轉化為切實可行的國家治理措施方面顯得力有未逮。加之在限制臺諫權力，調整中樞機構的過程中，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監察體系對皇權的有效制約，使得其最初的良好願望並未能充分轉化為穩固的國家治理成效。
三、求言未果與權力制約的收縮
趙惇在登上南宋皇位後，確實在表面上表現出對臣下的尊重與期待，希望透過廣泛的求言活動激發朝廷活力，推動國家治理體系的改革與發展。然而，實際執政過程中，趙惇的表現卻未能與其初始的表態相吻合。他雖然連發三詔，廣邀群臣獻言獻策，但並未能深入分析和精準把握這些意見中的精髓，更未能識別和抓住當時政治經濟改革的痛點和關鍵環節，因此，一系列具有針對性且切實可行的政策並未得到有效實施。
更為重要的是，趙惇採取了一系列旨在削弱臺諫力量的措施，這在某種程度上暴露了他內心對權力制約的抗拒與規避。他廢除了拾遺、補闕等職位，這兩個官職在古代中國主要負責糾正皇帝過失、彌補行政缺失，是皇權監督的重要組成部分。此外，他還減少了諫官的人數，重新制定了御史彈劾的依據和準則，這些舉措在客觀上縮小了臺諫機構的職能範圍和影響力，降低了他們對皇權行為的監督力度。
如此一來，趙惇在位期間，原本應該發揮重要作用的臺諫制度實際上被大大弱化，皇權執行的透明度和接受公眾監督的程度也隨之降低。
四、“紹熙內禪”與晚年生活
紹熙五年（1194年），南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節點，宋光宗趙惇做出了極具爭議的決策——“紹熙內禪”。這次內禪事件發生在趙惇在位僅短短五年之際，由於他在位期間飽受個人健康狀況欠佳、心理壓力增大及朝廷內部爭鬥加劇等問題困擾，特別是其與父親宋孝宗關係惡化，甚至在孝宗去世後拒絕主持喪禮，引發了朝野震動與強烈不滿。在這樣的複雜政治背景下，趙惇迫於形勢，選擇了退位，將皇位傳給了次子趙擴，也就是後來的宋寧宗。
這一舉動非但折射出趙惇個人內心的苦楚與無奈，也體現出當時南宋朝廷內部矛盾尖銳、皇權交接面臨空前挑戰的嚴峻態勢。趙惇退位後，儘管名義上成為太上皇，但實則逐漸遠離了權力中心，直至慶元六年八月辛卯日（1200年9月17日），趙惇逝世於壽康宮，結束了他短暫而又充滿波折的一生，享年五十四歲。
趙惇去世後，朝廷給予了他較高的評價，初諡“憲仁聖哲慈孝皇帝”，廟號光宗，彰顯其在位期間理論上應具備的道德品質和治國理念。後又追加諡號至“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此諡號包含了諸多讚譽之辭，試圖全面概括其一生的功過是非，儘管事實上，趙惇在位時的政績和聲譽並不盡如人意。
五、政治遺產與歷史評價
趙惇在位期間，開啟了“一相去臺諫以黨去，一相拜臺諫以党進”的先例，這種現象導致了相權與臺諫之間形成結黨營私、互相勾結的局面，這不僅反映出南宋晚期政治生態的複雜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後續朝政的動盪。趙惇的一生，既有初登大寶時銳意改革的意願，也有面對現實困境時對權力制約機制的收縮，他的統治經歷無疑為後世研究南宋政治變遷提供了重要的歷史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