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十萬多元的應收賬款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各位客官，聽我從頭詳細說起。一九二七年，中華民國成立已經十五年有餘，但社會底層的普通百姓，生活依然貧困交加。這一年春天，蒙嶺地區大旱，河流、溝渠、水庫幾乎乾涸，山泉、深井裡的水也只能一瓢一瓢地汲取上來，人、畜飲水困難，因為缺水，赤地百里，莊稼無法播種。對於山區裡的農民，完全靠天吃飯，一旦有了自然災害，只能聽天由命。劉恆泰那年十四歲，他一家人和千千萬萬窮苦百姓一樣，自春節之後便陷入了困頓，有時幾天牙沾不到一粒米，只能靠吃樹皮、剛出芽的野菜充飢，由於幾個月不下一滴雨，地裡最後一點綠色也見不著了，什麼吃的也尋摸不到，有的只能眼睜睜地被餓死。餓死人在那時是司空見慣。劉恆泰的母親就是為了省下一口飯給孩子吃，被活活地餓死了。父親找來一張破草蓆，將死不瞑目的母親一卷，在村後的亂墳堆裡，找了一小片空地，和劉恆泰一起刨了一個二尺多深的坑，便把母親下葬了。劉恆泰還有年幼的弟弟妹妹，爺爺、奶奶過來勸他的父親，說：“人死不能復生。最要緊的，應考慮當下的日子該怎麼過。”他父親強忍著剛剛失去妻子的痛苦，看著一個個面黃肌瘦、皮包骨頭的孩子，幾滴渾濁的眼淚從他乾癟的臉頰上滑落下來。他已經無能為力，家裡早已沒有了糧食，他們幼小的生命不知道還能撐到何時。他們不應該來到這世上，一天飽飯的日子都沒有過過，而現在面臨的命運，或許在哪一時刻就夭折了。去另一個世界吧，那裡是給人管飽飯的，而活人的世道只能在捱餓中煎熬。父親說：“可憐的是孩子們，他們太小了。一個人就是一張口，恐怕養不活他們了。”說完，蹲在地上，雙手捂著半拉臉，竟傷心地抽泣起來，而後用破爛的袖子抹了抹眼淚。爺爺、奶奶說：“你得為這四個孩子想想辦法。大妮子今年十歲了，能幫大人幹些活了。你找一下陳莊的陳二先生，讓他給看中一個好人家，把大妮子賣了，這樣一家人才好有活命，不能眼看著都餓死。”大妮子是劉恆泰的大妹，二妹才四歲，弟弟比大妹小，剛剛七歲。父親將大妹妹摟在懷裡，十分歉疚地說：“閨女，別怪當爹的狠，這都是沒辦法呀。等爹有錢了，再把你給贖回來，咱們天天有米有面吃。”大妹妹懂事地點點頭，淚花花在眼裡打轉，卻始終沒有落下一滴眼淚。人販子陳二先生確實給大妹妹找了一個好人家，是一百多里外陵棗地區一個開小型煤礦的礦主。但大災荒年，人命也賤。陳二先生給了父親三十斤小米，便把大妹妹領走了。他還帶來一個好訊息，說陵棗地區那裡有不少煤礦正在招工，讓父親不妨去試一試。在家鄉簡直無法活命，背井離鄉或許能生存下去。
他們把換來的小米碾成面，用鏊子攤了一些煎餅。父親和劉恆泰第二天背上5斤煎餅便上了路，他們憧憬著下礦井挖煤，掙來白花花的銀子，讓家人過上頓頓吃飽飯的幸福生活。父子二人到了陵棗地區第一天就被一個礦主看中，簽訂了生死文書後，他們二人就下了礦井。因為劉恆泰年幼，不能算是一個整勞力，他只能拿半份工錢。那時的資本家不把礦工們當人看待，井下挖煤條件惡劣，隨時都有塌方、瓦斯爆炸等危險的發生，生命安全沒有任何保障。但在井下挖煤卻設定了監工制度，只要完不成每日的定額，不但剋扣礦工工錢，有的還被體罰。高強度的井下勞動和非人般的待遇，使礦工的身體健康狀況極其糟糕，劉恆泰來了不長時間，就親眼目睹了有的礦工突然一頭栽在礦井下死掉了，井下因事故死人更是常有的事，起初他看到被抬出的屍體感到非常害怕，過了一段時間，死人見得多了，也就習以為常，坦然視之。劉恆泰發現，礦主對那些死的人會因身份不同而區別處置，賠償的標準不盡相同，有多有少，金額不一。如果是當地有背景的人介紹進來做礦工的，如果死了，賠償就多出其他普通人的好幾倍。若是沒啥來頭，只是自願報名做礦工的貧苦百姓，死一個人，賠償幾十塊銀元便了事，有的由於平時生病吃藥、打針被扣了錢，賠償會更低，甚至資不抵債。父親和劉恆泰時時告誡自已，千萬別生病，一旦生病，不僅井下不了，看病還得花錢，到頭來不但工資拿不到，你還得向礦主舉債，辛苦的汗水豈不白流了嗎？他們在井下萬般小心，但意外還是發生了。有一天，父親在井道里拉著拖車向外運煤時，煤井塌方，在向外逃跑時，又被支撐的木柱子絆倒，掉下的一塊塊礦石很快將父親淹沒。那一次塌方，死了好幾個人。當劉恆泰作為親屬被通知處理後事時，他看到是一條條血肉模糊屍首，沒有一個是完整的，不是五官全毀就是缺胳膊少腿，還有的身首異處……那種慘烈的場景，讓他不寒而慄，終生難忘，既使他後來參軍，打過很多仗，但這次事故給他帶來的心靈震撼遠遠大於經歷過任何一次血淋淋的戰鬥。劉恆泰只能從衣服上判斷哪個是父親，但衣服沾滿煤末子，也很難辨認本來顏色。直到看到父親的胳膊上纏繞著手工紡織棉線粗布頭巾，那是母親在煤油燈下紡線織成的布，裁下一塊做成了頭巾，上面還有母親用紅線繡成的兩朵梅花，劉恆泰撲上去，抱住父親的屍體痛哭不止。他不會想到，做礦工才三個來月，父親就被砸死了。礦主給算來算去，父親的一條命，加上幾個月的工資，僅僅換來三十塊銀元和十斤白麵。劉恆泰年齡小，且不識字，對礦上的那些條條框框也搞不懂，他們那些人說什麼，他只好預設，完全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事。拿到那些賠償，有好心人給他說：你趕緊偷偷地逃吧，如果今晚不走，你連這三十元都保不住，他們會派人搶你的錢。在那個好心人的幫助下，他趁天黑逃出了那家礦井，朝著家鄉的方向，一刻未停地趕路。劉恆泰到了家，才知道爺爺在他和父親走後不到一個月就病逝了。奶奶得知他父親也走了，愣了半天，沒有眼淚沒有哭泣，只是木然地坐在地上，等回過神來，她一把抱住劉恆泰和他弟弟、妹妹三人，哭得昏天黑地，直至把眼淚哭幹了，聲音哭啞了，方才慢慢停歇。一個個親人的離去，使劉恆泰一下子長大了，懂得了肩上的擔子有千斤重，他要成為家裡的頂樑柱，要養活家人。在家待了幾日，他告訴奶奶：他還得出去闖蕩，掙回錢來，改變家裡貧窮的命運。劉恆泰只帶了兩塊銀元和幾斤煎餅，獨自一人離開家鄉。一個十來歲的少年，對未來一片迷茫，不知道該去哪裡，也不知道路往何處走，唯一的執念是外出掙錢。
劉恆泰在外面流浪、乞討了幾個月後，身上已無分文，渾身的衣服破破爛爛，幾乎到了衣不蔽體的地步。有一天，他沿著鐵路線漫無目的地走著，忽然想起他在陵棗煤礦做工時，工友們曾告訴他不遠處有一條南北走向的鐵路，它連線著外面精彩繽紛的世界，是通往美好生活的康莊大道。眼前的這條鐵路線或許是工友提到的，無論是與不是，只要能上了火車就可以離開這片窮苦的地方了。人挪活，樹挪死。走一步算一步吧。劉恆泰走到火車站，他無法像有錢人那樣買票上車，只好趁天黑之際，在火車離開火車站不遠的地方，成功扒上了一輛運煤的火車。走走停停幾天之後，火車終於停在一個地方不再走了，直到工人門在卸煤時，發現了已經昏迷的劉恆泰。後來，他才知道火車停的城市叫大上海。他實在無處可去，在苦苦哀求下，被留在了煤場當了一名裝卸工。幹了兩三年，由於戰爭發生，鐵路運輸一時中斷，北方的煤運不過來，煤場生意慘淡，劉恆泰被裁。人總得要吃飯活命，走投無路之下，他參了軍。剛一下到連隊，他隨身攜帶的財物被班長全部蒐羅一光，還騙他說臨時替他保管。哪知道不幾日，就讓班長揮霍個精光。劉恆泰向他討要，換來的卻是一頓“槍托子”，被打得鼻青臉腫。他想向長官申訴，戰友告訴他：對這事就得忍氣吞聲，如若得罪了班長，今後的日子沒得好過。劉恆泰只得吃了啞巴虧。像這樣的部隊比那煤場還“黑”，弱肉強食，以小欺大，底層士兵的軍餉常常被無緣無故地剋扣，既便能拿到手，還得被迫“孝敬”自已的長官。一年多的軍旅生涯，參加過大大小小十幾次戰鬥，他也不知道跟誰打仗，反正部隊開到哪，他就跟到哪，別人端槍他也端槍，長官喊往前衝他就使勁往前跑，唯恐掉隊吃了槍子。也許是上天眷顧，他多次在戰場上死裡逃生，而且從未受過一次傷，這真是奇蹟，更是萬幸。雖然命大，但他厭惡了軍旅生活，不僅天天打仗不說，更使他難以忍受那官兵等級觀念，軍階低的官兵常成為長官出氣的“簍子”，稍有不順眼，就被打罵體罰，或被罰沒軍餉。還有很多官兵染上嫖娼、賭博、抽大煙的惡習，他們為了弄到錢，每到一個地方就搜刮老百姓，有的公開搶劫，軍隊駐紮到哪裡，那兒的老百姓就會無故遭殃。劉恆泰覺得這樣的軍隊和家鄉的土匪沒什麼兩樣，看著那些被禍害的平民百姓，他心情沉重，越來越沮喪，越來越迷茫，越來越不願在這樣的軍隊待下去了。劉恆泰發下來的軍餉均被長官以各種名目和理由騙走了，他至今幾乎還是身無分文。他有意識地偷偷存錢，長官再向他要錢，就騙他說自已的錢早被人偷了。慢慢地他開始攢了一點錢，計劃等攢夠一定數額後就瞅個機會逃離軍隊。
人算不如天算。劉恆泰還沒攢夠那個數，在一次戰鬥中，他和很多人一起被俘了。他膽戰心驚，生怕被殺頭。然而，他們卻被集中起來，一個長得南方人模樣的“長官”站在高臺子上給他們講話。他說：紅軍優待俘虜，一個不殺，只要他們願意走，給路費放他們回去，願意留下來就參加紅軍。劉恆泰覺得耳目一新，第一次聽說俘虜還有這樣好的待遇。在他原來的那個部隊，被俘的人可就慘了，直接槍斃的不說，那些被挖眼睛、剁手腳、剖肚子等被折磨致殘致死的簡直不計其數。劉恆泰有些猶豫，留下來當紅軍，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軍隊，如果還和他以前的軍隊一樣，對他已不再有什麼吸引力了；如果領上盤纏離開，他能去哪裡呢？還回老家坐等餓死嗎？再回到那個煤場做工——可是，像這樣的亂世，那煤場不知道還能否存在？不一會，和他一起被俘的幾十個人已走了一多半。剛才那位講話的“長官”從臺上走下來，來到他身邊，不知道什麼原因，劉恆泰引起了他的注意。“長官”問他：“你是要留還是要走咯？”劉恆泰見到“長官”和他講話，慌亂中舉手敬禮，竟緊張得沒說成一句完整的話。“長官”笑呵呵地說：“看來你也是窮出身，手上盡是厚厚的老繭。”劉恆泰吞吞吐吐地答道：“報告長官，我在煤場做過工。”“長官”一聽，更來了興趣，拍著他的肩膀，哈哈一笑說：“你在煤場做過工，我在井下挖過煤，咱倆半斤八兩，都是滾一身煤末子。”這一席話，讓劉恆泰頓時對“長官”產生一種無以言表的親近感，他已忘記了自已是俘虜身份，心理上也不再緊張，順嘴問了一句：“留下當紅軍，會發多少軍餉？”“長官”一聽，又是哈哈一笑，他說：“紅軍是窮人的部隊，幫窮人打天下、分田地，和舊軍隊不同，官兵一律平等，也不發軍餉。”劉恆泰聽了，沒再敢問什麼。他想起他的家鄉，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佔有，他們家是僱農，沒有自已的一分土地。如果他參加了紅軍，是不是可以將地主的土地給搶回來分給自已家呢？參加這樣軍隊，既便不發軍餉也值得。他不再猶豫，向“長官”說留下。“長官”又問他：“當兵不發軍餉，是不是覺得虧很多？”劉恆泰回答道：“只要能分到田地，不拿軍餉也心甘情願。”劉恆泰當了紅軍，被編入戰鬥連隊，連長就是那“長官”。他了解到，連長叫趙東川，比他大兩歲，十六歲參加礦工罷工，失敗後於第二年參加了紅軍。劉恆泰作戰勇敢，很快就被提拔為班長、排長。紅軍長征途中，他被任命為先遣小分隊的隊長，負責偵探、籌糧、做群眾工作等任務。
在川陝邊界，一次他率領小分隊在籌糧時，遇到一股土匪搶劫，在鄉民的配合下，他們將土匪擊退，並抓住了一個小“頭目”。一番審訊，那小“頭目”供出了實情。原來，土匪“頭領”叫萬科生，接手家族產業，販賣米糧、木材、雜貨等，興盛時在川陝交界一帶有十幾個店鋪，由於同行欺壓、軍閥盤剝，經營的生意全部破產，實在走投無路，便聚集了一些無地、失地的農民進山落草為寇，當了“山大王”。當地政府長官走馬燈似地輪換，為官一任，只想著儘快撈上一筆錢走人，哪顧得上什麼“匪患”，雖然民怨很大，只要不危害到自已的利益，對轄內的土匪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其猖獗胡為。政府一放任，土匪就會野蠻發展。這股土匪越聚越多，一度有七八十號人的規模，用搶劫的錢財置辦武器，構築營壘，逐步成為方圓一帶一支不可小覷的武裝力量。審完後，劉恆泰生氣地說：“你們原先都是窮苦百姓，現在反過來卻禍害這些窮苦人，天地良心何在？”那小“頭目”說：“都是生活所逼，活不下去了，才走上這條路的。”劉恆泰說：“我們為什麼窮？是因為地主剝削我們，他們佔著本應該屬於我們的土地；軍閥、反動派欺榨我們，他們透過苛捐雜稅搶走了我們的勞動成果。窮人就應該團結起來，把剝削、欺榨的階級打倒，我們窮人才會翻身，過上好日子。”那小“頭目”從心裡感到佩服，平生第一次聽到有人把窮人的道理講得這麼透，過去他以為“窮在命根”，生在窮人家，一輩子鬧恓惶。他對劉恆泰誠懇地說：“我們‘頭領’讀了很多聖賢書，也懂得這世道不公，應該學古代英雄那樣‘揭竿而起’，讓千千萬萬百姓應呼而集，可是這和政府作對的事太大了，沒有領路人，誰能有如此天大的本事？”劉恆泰說：“你們‘頭領’如果有這樣的覺悟，說明還能挽救。我倒想和你們‘頭領’會上一面，爭取他‘浪子回頭，金盆洗手’，不要再禍害老百姓。”小“頭目”說：“我們‘頭領’深明大義，你若要見他，我甘願效犬馬之勞。”劉恆泰和其他戰友商量後，由那小“頭目”帶路，上山去會一會土匪“頭領”。為保險起見，行至半路，便將那小“頭目”扣下作人質，劉恆泰隻身前去土匪據點。當劉恆泰被他的兄弟押到土匪“頭領”萬科生面前時，大為震驚。萬科生沒想到這位軍人乍一看和窮人百姓沒什麼兩樣，土布衣服破舊不堪，補丁摞補丁，布料的顏色深淺不一，打著結實的綁腿，腳上一雙破草鞋，頭戴繡著五角星的軍帽，顯然這是來自不是一般隊伍的人。他上下打量了劉恆泰一番，問道：“你把我兄弟留在山下，你上山何干？”劉恆泰說明來意，並將給那小“頭目”講的道理又重複了一遍。萬科生沉默了半晌，說：“我本是落魄之人，躲在山上為寇，荒唐度過餘生，今聽貴言，方有頓悟。我也懂得興亡更替之歷史規律，誠如聖人之言‘大丈夫志在四方，應拯救萬民於水深火熱，建功於世’。然而自民國以來，統治者改頭換面如變戲法一般，華夏大地大小軍閥勢力犬牙交錯，當權官僚為政之惡，黎民百姓之苦，社會之凋敝，政治之黑暗，外域列強欺我羸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