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出生的1963年到我上小學的1970年期間，中國經歷了許多運動，在這段時間內，中國進行了一場名為“四清運動”的社會運動。這場運動旨在解決農村社會矛盾，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透過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的手段，這場運動對於中國農村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在這段時間內，中國還經歷了一場名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運動。這場運動旨在批判資產階級思想，消除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和“反動人物”，建立無產階級文化體系。在這場運動中，許多知識分子、民主人士、海外華僑等被打擊，出現了大量的冤假錯案。雖然這場運動在當時起到了打擊反動勢力、鞏固政權的作用，但也存在許多問題和弊端。
此外，中國還進行了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運動、等一系列政治運動。
1969 年，由於就業壓力日益增大，國家開始大規模地動員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插隊落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然而，我們那個地方人口稀少，幾乎沒有幾家住戶，自然也就沒有多少知識青年可供動員。既然找不到合適的青年，那些公社和大隊的幹部們便將目光投向了我的父親。
令人費解的是，我的父親既沒有接受過教育，也早已不再年輕，但這些似乎並不影響他們做出決定。當時正逢“農業學大寨”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這兩項運動如火如荼開展之際，於是乎，公社和大隊的幹部們順理成章地要求我們全家都遷移至所在的生產大隊，並在此定居。
對於此事，大隊幹部有著自已獨特的看法：像我父親這樣靠著手工藝賺取糧票、憑藉自身技藝謀生之人，並不符合他們心目中的農業生產者形象；相反，這種行為被視為所謂的“資本主義尾巴”，理應堅決予以剷除。在這種觀念的驅使下，其實也是農民心裡的不平衡，趁機搞人。大隊書記親自找上了劉金圖，明確提出讓他捨棄寶貴的居民戶口，前往劉家村大隊參與日常的生產勞作。當時他已經三十多歲了，沒有幹過農活，不容易。大隊書記一聲令下，幾個身強力壯的民兵便迅速行動起來，他們如狼似虎地撲向劉金圖，毫不費力地將其五花大綁。緊接著，劉金圖被拖進了大隊那間陰暗潮溼、散發著陣陣黴味的小黑屋。
在接下來的整整一個星期裡，劉金圖就這樣被囚禁在這狹小侷促的空間內，不見天日。與此同時，公社也下令停止向我們家發放糧票。要知道，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沒有糧票就意味著無法購買到賴以生存的糧食。全家人面臨著飢餓的威脅，如果不能及時解決這個問題，後果簡直不堪設想。
面對如此絕境，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前往大隊參加艱苦的生產勞動。然而，由於劉金圖對農活一竅不通，他的勞動效率遠低於其他正常男性勞動力。正常情況下，一名男勞力每天可以獲得 10 個工分，但劉金圖卻只能拿到區區 7 個工分。
當時，糧食分配採取的是先交納公糧，然後按照人口數量進行分配的方式。一年到頭，工分則會被用來算賬，每個工分對應一定數額的錢款，扣除掉所領糧食的費用之後，剩餘部分會以現金形式發放給農戶作為過年的福利。而像我們這樣工分少、人口多的家庭，則每年都會出現“倒掛”現象——即虧欠大隊一筆款項，並記在賬上。
這樣的情況每年都會重複上演，我們一家七口人過著異常艱苦的日子，似乎永遠也無法擺脫“倒掛”的困境。臨近過年之際，父親握著生產隊預支給他的區區十五元鈔票，滿臉愁苦地問我：“這筆錢該如何分配啊？家裡六口人都沒有新衣穿，家裡也沒有過年的年貨”。
那時的我還年幼無知，面對父親的問題，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我可管不著，我哪兒知道怎麼辦！”沒想到就是這麼簡單的幾個字，卻深深刺痛了父親內心最柔軟的地方，他頓時勃然大怒，衝我吼道：“你不知道？那你給我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