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觀人法與分別觀人法，都是就一個人的才性如何而言。至幹比較觀人法，則有兩個方面。一是理論的比較，即先確立鑑別人品的標準。然後就具體的人加以比較。使其可以得到歸類。比如平常所說的某人是君子、某人是小人就是這樣。二是實用的比較，即比較兩人的長處短處和優點缺點。比如說在某件事上甲勝過乙、在某件事上乙勝過甲之類。現在分為兩節，敘述如下。
《尹文子》雲：“名有三種：一是給事物取的名，如方圓黑白；二是詆譭或者讚譽的名，如善惡貴賤；三是比較對照的名，如賢愚愛憎。”夫善惡貴賤屬於毀或讚譽的名稱，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詆譭誰，讚譽誰，卻不能無緣無故；善惡貴賤的名聲不能毫無原因地得到，於是比較的理論受到推崇。善是惡的反面，貴是賤的反面，善、貴與惡、賤不相比較就不能產生。我在前面說觀人術出自名家，現在更認為理論的比較觀人法與《尹文子》所討論的名的第二種，凡智、愚、聖、凡、忠、佞、勇、怯、辯、訥等，都是善惡貴賤一類。
對人的流品名號的比較，《孔子家語》、《荀子》、《文子》《韓詩外傳》、《論衡》中都有，而最完備的是劉劭《人物誌》的《流業篇》。現在依次介紹如下。
（甲）《孔子家語》記載：“孔子說：‘人有五個檔次：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
一、庸人。心裡沒有謹慎到最後的規則，口裡不說前人訓導、規範人的言語；不選擇賢人作為自已的依託，不努力做事來安定自已；只見小事，不見大事；不知道自已應當做什麼，追隨外物如同流水，不知道自已該有什麼主張。
二、士人。心志有所安定，方針和方法有所堅持，雖然不能竭盡道術的根本，但是必定有所遵循；雖然不能具備各種美德，但是必定有自已的處世原則和方法。所以所知不一味求多，一定弄清所知道的是什麼；言語不一味求多，一定弄清所說的是什麼；做事不一味求多，一定弄清做事的方法。心裡知道，言語說得出來，行動上能夠遵循，這樣，就像生命的形骸不可改變一樣，富貴不足使他增加什麼，貧賤不足以使他減少什麼。
三、君子。言語必定忠信，而心裡毫不怨恨；仁義體現在行動上，而神色毫無自誇的意思；思想通達明瞭，而言辭並不專斷；篤實地行事，深信大道，自強不息，看似可以超越，而終究不可企及。
四、賢人。道德不違越任何界限，行為中規中矩；言論足以為天下人效法而不會傷害自身，學說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會傷害根本。富裕時，天下不會有集聚的財富；施予時，天下沒有貧困的人。
五、聖人。品德合乎天地之道，變通沒有一定的形態；瞭解萬事的終結和開始，協調地適應萬物的自然狀態，修明大道而使它體現為自已的性情。光明如同日月，教化的行為如同神明，百姓無法瞭解他的德行，見到他的人不知道他與誰相近似。
（乙）《荀子·不苟篇》說：“有通達之士，有公正之士，有直爽之士，有誠謹之士，有小人。”
一、通達之士。對上能尊重君主，對下能愛護百姓，事物到了跟前能應對，事情發生了能分辯。
二、公正之士。不勾結下級來欺瞞上級，不迎合上級來為害下級，在紛爭中保持中立，不因私利損害別人。
三、直爽之士。自已的長處上面雖不知道，不足以違背君主；自已的短處上面雖不知道，不足以博取獎賞。長處和短處都不掩飾，聽任情感的自然流露。
四、誠謹之士。平常的言語必定誠信，平常的行為必定謹慎；畏懼法律，尊重習俗，而不敢憑自已的獨到之處，表現出任何過分之處。
五、小人。說話不講信用，做事不負責任，只要有利可圖，就什麼都不顧了。
（丙）《文子·微明篇》把人分為二十五個品級，而用五等加以區別。上五品與下五品之間的差別，就像人和牛馬一樣。
上五品：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
次上五：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
中五：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
次中五：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
下五：眾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
（丁）《韓詩外傳》說：所以有俗人，有俗儒，有雅儒，有大儒。
一、俗人。耳朵沒有聽過學問，行為沒有正義可言，迷迷糊糊，以富足和有利為人生的最高目標。
二、俗儒。身穿寬鬆的衣服，腰繫大帶，似乎是在效法先代的王，但是言行卻足以攪亂社會，貽誤後學。衣帽混雜，言行只為自已和俗人一樣，而不知道自已的醜惡。言談議論，已經無異於老子、墨子，不知道人與人之間的名分。
三、雅儒。效法古代聖王，服飾規範，言行有大的法度，但明智不能補救法律和教化的不足。耳目所沒有達到的地方，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對內不自欺，對外不欺人。因此尊賢敬法，而不敢懈怠和驕傲。
四、大儒。效法古代聖王，遵循禮義，以淺近的方式總持廣博的道理，以個別事物體現普遍原則。如果有仁義之類的行為，即使是鳥獸，也能像辨別黑白一樣清楚。奇怪異常的事物和變化，雖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但是突然出現在一個地方的時候，卻能用系統和類別來應對；雖然沒有什麼依據可以援引，但是依照根本法度加以測度，卻像符節一樣彼此契合。
（戊）《論衡·超奇篇》說：
一、儒生。能講解一部經的人。
二、通人。博覽古今歷史的人。
三、文人。摘引傳記史書，撰寫上書和奏章，記錄事件的人。
四、鴻儒。能透過精深的思考來寫文章，以及聯篇成書的人。
（已）《人物誌·流業篇》說：根據人的不同類別，有十二種專門的人才：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辯，有雄傑。
一、清節家。德行高尚，行為巧妙，容貌舉止值得效法。如延陵、晏嬰。
二、法家。建立法律和規章制度，使國家強大、百姓富裕。如管仲、商鞅。
三、術家。思想通達於大道的運化，策略奇異微妙。如范蠡、張良。
四、國體。他的德行足以移風易俗，他的法規足以整頓天下，他的術略足以在廟堂中決勝千里。如伊尹、呂望。
五、器能。他的德行足以作為一國的表率，他的法規足以整頓一鄉一邑，他的術略足以權衡事情的機宜。如子產、西門豹。
六、臧否。屬於清節家之類，但是不能寬弘地實行恕道，喜歡譏諷和斥責別人的過失，區分是是非非。如子夏。
七、伎倆。屬於法家之類，但不能創新，不能深謀遠慮，而能擔任某一官職，出些好主意，施展巧手腕。如張敞、趙廣漢。
八、智意。屬於術家之類，但不能創造體制，垂示法則，而能在遭到變故的時候加以權變。權變的智慧有餘，而公正不足。如陳平、韓安國。
九、文章。善於寫文章，能著書敘述。如司馬遷、班固。
十、儒學。能傳授聖人的學問，而不能操作具體事務，不能為官施政。如毛公、貫公。
十一、口辯。善於論辯而不入道，只是應對敏捷。如樂毅、曹丘生。
十二、雄傑。膽識與氣魄出眾，材器和謀略過人。如白起、韓信。
綜合考察以上各書所比較的人才的種類，從簡單到複雜，從空泛歸於切實，即使聖賢哲人的見解各不相同，但是人才的種類，大致不出這個範圍。比如聖與庸根據性質來劃分，君子與小人根據品德來劃分，士農工商根據行業來劃分，雅與俗根據學養來劃分，十二種人的專業根據才能的全與偏來劃分。其中雖然偶爾不夠嚴密的地方，但是都是具有至理的。只是觀人術對於君子與小人的區分，尤其應當重視。宋崔與之論述人才說：“天生的人才，自然足以供一個時代的使用，只是需要慎重地辨別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罷了。”就是知道這個意思的。
君子小人的稱呼，屢次出現在《周易》、《論語》等書中，而司馬溫公的《資治通鑑》在議論智伯的事時，認為品德勝過才能就是君子，才能勝過品德就是小人，尤其言簡義豐，觀人的人可以取為法則。天地間人海茫茫，接觸和識別談何容易?假使能夠辨別這兩者，已經足以選用人才、結交朋友了。
劉孔才的《人物誌·流業篇》對人才的分類，極有特色。另外，他從德、法、術三個方面考察人的才能是全面還是片面，依次討論了清節家、法家、術家、國體、器能、臧否、伎倆、智意八個種類，這尤其是透過比較來觀察人的重要方法。
在德、法、術三者全都具備的，叫做國體。所謂國體，猶如前人所說的天下才，文韜武略兼備，出朝能為將，入朝能為相，沒有不能做的事情。德、法、術具體而微的，叫做器能。所謂器能，猶如說國家的材器，可以獨當一面，如漢代賢能的地方官就是例子。清節家、法家、術家，各自得到德、法、術中的一種，各自足以成為名家，匡正世俗。一般而言，清節家能端正風俗，深厚道德教化，他們的取捨會影響到國家的盛衰。法家創立大政方針，而隨時加以調整，他們的建樹，必定能使國家富強。術家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以術略輔助社會，而使國家不致滅亡。
至於在第二個表中，臧否是由清節家降低而成的。他們只以道德為依託，而器量稍嫌偏狹，無論見到善行還是目睹惡行，都終身不忘。他們如果從政，可以做從前的御史臺諫；如果做學問，可以像今天的批評家。伎倆秉承法家的意旨，法制的才能不全面，但是可以成為能幹的官吏，在官場上有聲譽，別人不敢欺瞞。智意得到了術家的一種長處，有應變濟世的才能，但沒有堅定不移的操守，不能獨善其身，就像術家那樣。這八種型別的人，透過比較就可以知道。
人才除以上八類之外，還有文章、儒學、口辯、雄傑四種，似乎無處附麗。我參究其中的原因，覺得儒學、文章、雄傑三種，還是與德、法、術有一點關聯的，而相對於清節、法家、術家，則失去了他們的精華，得到了他們的粗放的東西。至如口辯，連臧否的項背都望不見，與德、法、術三種才能，更沒有絲毫關涉了。
為什麼這樣說?清節家德行高尚而美妙，儀容和舉止值得效法，他們的行事，與經典暗合（即象山所說的“六經都是我的註腳”的意思)，怎麼可以說他們不通曉儒學呢?但他們的規矩和風範，足以作為人們的老師，不僅僅以經師的身份出現。如果只能做經師，而不足以為人師，那就只是儒學了。
法家建立制度，確立法則，怎麼能離開文字?但他們所謀劃的，都是治國安邦的良策，人們無法只把他們看作文章家。如果沒有經國安邦的創新和建樹，只能寫文章評論和敘述，那就只是文章家了。
術家策略和計謀奇異巧妙，戰則必勝，攻則必取，難道不是雄傑所羨慕的嗎?然而不用雄傑來稱呼他們，是因為他們通曉陰陽，精於治世之道，不像雄傑那樣，只有攻城掠地、奪旗斬將的功績。所以只有戰場殺敵的功績，只是雄傑罷了。
臧否一類人才喜歡譏諷和指責別人，怎麼能沒有辯才?但他們所根據和援引的，不是道就是學問，不同於口辯一類人的言辭有餘而道理不足。所以僅有論辯才能的人，只是口辯罷了。
這就是我為什麼說儒學、文章、雄傑與德、法、術還有一點關聯而口辯則與這三種才能絕無任何關聯，不過是表面上好像臧否，卻沒有達到臧否的程度罷了。劉孔才沒能說透的東西，或許就在這裡，如果以為不是這樣，那就請等待將來的賢哲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