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四手井綱正（しでい つなまさ、1895年1月27日 - 1945年8月18日），日本京都人，舊日本帝國陸軍中將，最後一任關東軍參謀次長。歷任騎兵第三旅團第二十三聯隊長、日本陸軍大學校教官、校研究部主任；曾任陸軍少將、關東軍第一方面軍參謀長、陸軍中將、南方軍第七方面軍參謀長。在赴關東軍副總參謀長任上途中因座機被擊落而斃命。
1945年8月18日，一架從臺北飛往中國大陸的日軍運輸機，被美國海軍雷達發現，並將這一情報通知了中國空軍，中國空軍數架戰機立即起飛進行攔截，在空中搜尋了很長一段時間，才發現了這架日軍運輸機，隨即喊話命令該機投降，並按著指定機場降落。日機卻拒絕執行命令，但是也不還擊抵抗，而是仍然按著既定航向飛行，中國戰機只好開火將其擊落，而這架被擊落的日機，正是日本關東軍副總參謀長四手井綱正中將的“座機”，他這是在飛往瀋陽赴任的途中，並以這樣一種方式去上帝那兒報到了。
四手井綱正（1895—1945）是日本京都人，出生於教師之家，其弟弟四手井綱彥和四手井綱英都是京都大學的著名教授，其妻子是陸軍中將筱冢義男的妹妹，而筱冢義男是軍迷們十分熟悉的名字，他曾在電視劇《亮劍》中，以日軍第一軍司令官的身份出鏡。
1915年5月25日，四手井綱正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27期騎兵科，1919年12月1日考入陸軍大學校第34期，與小林淺三郎、柴山兼四郎、中薗盛孝、岡田資、田中隆吉、根本博、花谷正、高品彪、和知鷹二、安達二十三、佐野忠義、中村明人等人同學，並於1922年11月29日以“優等”成績畢業，進入該期“軍刀組”，被大正天皇御賜軍刀。從陸軍大學校畢業後，四手井綱正被分配至陸軍參謀本部任職，由於是“軍刀組”出身，因此以軍事研究生的身份，被優先派往德國留學，1932年8月8日留學歸來後，被安排到陸軍大學校擔任騎兵教官，1934年8月1日晉升騎兵中佐後，又開始在參謀本部兼職。
1935年8月1日，四手井綱正被遴選為裕仁天皇的侍從武官，任內經歷了“二.二六事件”,該事件導致裕仁天皇異常震怒，遂指定寺內壽一出任陸軍大臣，並要求對陸軍進行整肅，“皇道派”遭到徹底打壓，而“統制派”取得了絕對的話語權，而這期間四手井綱正起到了上傳下達的聯絡作用，並於1937年8月2日晉升騎兵大佐。
1939年3月9日，四手井綱正被外放至關東軍，出任騎兵第3旅團騎兵第23聯隊長，該騎兵旅團當時駐屯在黑龍江佳木斯，隸屬於土肥原賢二的第五軍作戰序列，日本陸軍中的騎兵兵種，只有4個騎兵旅團建制，番號分別為騎兵第1旅團至騎兵第4旅團，每個騎兵旅團下設2個騎兵聯隊，聯隊之下不設騎兵大隊編制，而是下轄4個騎兵中隊。
1940年3月9日，四手井綱正又被調任陸軍大學校教官，同年7月6日升任研究部主事，並於8月1日晉升陸軍少將，當年12月2日又出任研究部幹事，此“幹事”類似於“幹事長”之職務，負責教學工作，這期間擔任校長的分別是：藤江惠輔、山脅正隆、下村定、岡部直三郎和飯村穣。
1942年12月7日，四手井綱正再次被調到關東軍，接替綾部橘樹出任第一方面軍參謀長，該方面軍於1942年7月4日在黑龍江牡丹江編組成立，司令部就設在牡丹江，司令官為山下奉文，下轄第二軍、第三軍、第五軍、第二十軍，並直轄第二十八師團、第一二二師團、第一三四師團、第一三九師團，加上其它所屬部隊共計30多萬人，幾乎佔關東軍一半的兵力，擔負虎林、東寧、綏芬河、密山、雞西饒河、琿春、延吉、敦化一線防禦蘇軍進攻的警備任務，任內山下奉文被晉升為陸軍大將，四手井綱正被晉升陸軍中將。
1944年9月26日，山下奉文被緊急調往菲律賓馬尼拉，出任日軍第十四方面軍司令官，以抵禦麥克阿瑟率領美軍反攻登陸，由喜多誠一繼任司令官，但四手井綱正輔佐喜多誠一僅一個月，就於10月26日被調到寺內壽一率領的南方軍，出任剛剛組建的第九十四師團長。
日軍第九十四師團是以馬來獨立守備隊為基幹編成的，下轄步兵第256聯隊、步兵第567聯隊、步兵第568聯隊及野炮兵第94聯隊等，駐防在馬來半島頸部，隸屬於第七方面第二十九軍作戰序列，第七方面軍司令部設在新加坡，司令官為板垣徵四郎大將，第二十九軍司令部設在吉隆坡，司令官為石黑貞藏中將。
由於緬甸方面軍司令官木村兵太郎與參謀長田中新一兩人矛盾重重，田中新一被撤職之後，由四手井綱正於1945年5月23日繼任緬甸方面軍參謀長，輔佐剛晉升陸軍大將的木村兵太郎，該方面軍司令部設在緬甸的毛淡棉，但此時的緬甸方面軍已經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因為中美聯軍在緬北發動反攻，英印聯軍在緬南發動反攻，而中國遠征軍在滇西發動反攻，緬甸方面軍也只能是負隅頑抗，實際上已經處於岌岌可危之中。
1945年7月29日，四手井綱正接到了出任關東軍副總參謀長的調令，此時關東軍總司令官為山田乙三大將，總參謀長是秦彥三郎中將，而四手井綱正是出任負責情報和政策的副總參謀長，他也是這個職位上的唯一中將，負責作戰的副總參謀長是松村知勝少將。
由於空中航線被盟軍控制了一定範圍的制空權，導致四手井綱正的赴任之旅頗為艱難，他先從仰光飛往臺北，但在臺北滯留期間，獲悉了裕仁天皇釋出了《終戰詔書》，雖然知道了日本已經戰敗投降，但他並沒有接到日軍大本營新的命令，因而他將繼續飛往瀋陽赴任關東軍副總參謀長。
1945年8月18日上午，四手井綱正與正在臺灣籌措補給的關東軍補給監部參謀長伊藤傑少將，乘坐一架日軍運輸機飛赴瀋陽，在臨近中國大陸上空時，其座機被中國空軍發現並被擊落，導致飛機機毀人亡，四手井綱正與伊藤傑等機上人員斃命，而就在同一天的下午，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向其所屬部隊下達了向蘇軍投降命令，並派遣總參謀長秦彥三郎中將與蘇軍進行洽降。
由於該事件發生在日本已經宣佈投降而中國尚未受降的空檔期內，中方並未公佈此事，而日方也沒有得到確切的訊息，因此日方將此事件定為飛機失事，四手井綱正中將和伊藤傑少將被定性為“殉職”。
實際上該機上的乘員並沒有全部喪命，而是飛機在下墜的過程中，有幾個人跳傘逃生，並被中方搭救，這其中還包括該機的機長，幾十年後他的回憶，解開了該機當時的一些未解之謎。
四手井綱正之所以拒絕降落並投降，是因為他尚未接到在何時何地向何人繳械投降的正式命令；而之所以命令機組不予還擊，是因為日本政府已經宣佈無條件投降了；而四手井綱正與伊藤傑之所以拒絕跳傘，完全是因為表明自已是一個真正的帝國軍人，他只能遵照日軍大本營的命令赴任，以履行自已最後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