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不僅重要,而且也應該重要。我們的首要問題是“應該”幸福,不管我們喜不喜歡,不管是有意識還是下意識,不管是外在的還是內在的,雖然不是所有人,但是對大部分人來說,幸福是終極目標。

法律賦予我們每個人享有追求幸福的權利,我們花費了許多的精力和時間來為了自已、為他人思考幸福這一命題,亞里士多德在兩千年前說過:“幸福是生命的意義和目標,是全人類的終極目標和最終追求”。威廉姆•詹姆斯1890年在《宗教經驗的種類》中寫道:“如果我們去探求人一生中最關心什麼,其中一個答案就是——幸福。如何收穫幸福、如何保持幸福、如何重新拾回幸福,其實是大部分人行事的潛在動機,他們願意為之忍受煎熬。”

不管一個人是否信仰宗教,不管他們信奉這個亦或是那個宗教,生命的最終目標就是幸福,我們人生的意義就在於追求幸福,所以它很重要,不管是不是有意而為之、無意而為之、明顯的或是隱晦的,問題都在於幸福很重要。

但是幸福應該是重要的嗎?道德層面上的幸福呢?世界上有那麼多其他的事情,那麼多其他重要的事情等著我們去完成,為什麼我們應該把幸福作為最終目標、作為我們的頭等大事、作為我們生命活動的主宰呢?

換言之,幸福有什麼好處?積極情緒又有什麼好處?許多研究都致力於探索問題的答案,但是我介紹這些研究之前,先來想想幸福的感覺,這就是亞里士多德的同一律(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之一,就是在同一思維程序中,必須在同一意義上使用概念和判斷,不能混淆不相同的概念和判斷,即“甲是甲,幸福就是幸福),而這正是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所以很難證明為什麼幸福不重要,這可能需要那些持否定觀點的人來解答。

幸福本身就是幸福這無需證明,但是除了讓我們感覺幸福以外,幸福對我們的生活、我們的人際關係也產生了積極影響,它也對他人產生了積極影響。

積極情緒的存在符合進化學說,除了讓我們感覺到快樂之外,它還有其他作用。

比如,它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地思考、拓展我們的思維,幫助我們與他人他人建立聯絡,提升自身潛力。

積極心理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就是積極情緒,主要就是為了提升人的潛力。我們用到兩個類比——提高我們的免疫系統以及加強“心理引擎”,使其有更大的承受能力,不僅從負數增長到零,更是從零上升至正數。

我們應努力從自身和周圍收穫積極情緒,不僅將它們作為終極狀態,更視其為獲得心理成長的手段,並逐漸增強心理和生理健康。我把這個稱作為積極情緒的擴充套件建設理論,因為積極情緒似乎會擴充套件人們暫時的想法,充實行動的庫存並建立持久的個人資源,透過體驗積極情緒,人們改變自已,變成更加富有創造力、更加博學多才、更有韌性、更具社交能力、更加健康向上。

體驗積極情緒使人受益良多,這是個雙贏的過程,讓人感覺快樂,對於我們自身和社會都有利。

積極情緒如何幫助我們克服消極情緒呢?

當我們為負面情緒所困時,我們的意識、我們的思考變得狹隘和壓抑,我們的注意力僅停滯在事情本身,雖然有時候那也是好事。

比如,一頭獅子朝我衝過來時,我可不會去想我工作KPI的事情,我也不會去回憶我的朋友說了什麼,我只是把注意力全部放在獅子上,所以我的意識變得專注和集中,滿腦子儘想著“逃跑還是抵抗”,所以在獅子追我的那一刻,那種反應是件好事,但若是相反的情形就不是一件好事了。

如果我們的意識在面臨威脅或者困難,還在繼續變得狹隘並受到壓制,那麼將進入惡性迴圈。

舉一個例子,比如我的男朋友和我分手了,然後我就沉浸在這種狹隘壓抑的思考中,我滿腦子都是這破事兒,其結果則是我飽受苦悶的折磨。因為我滿腦子都是苦悶,都是那種消極而非積極的情緒,從而導致了進一步的狹隘和壓抑,而這可能會(雖然不見得一定會,但還是可能漸漸持續下去)最終惡化為絕望的情緒,此時我就很難從這種惡性迴圈中走出來。

積極情緒則相反,它可以將情緒加以拓展重塑,而拓展重塑又帶來了新的積極情緒,積極情緒又進一步引發了新的拓展重塑,如此往復,形成一個良性迴圈。我的眼界得以寬廣,我隨之更加關注其他人和其他事。於是我會想:“現在可以做些什麼?我可以去哪裡?我可以去哪裡做點什麼呢?”

如此一來,積極情緒將我們帶出惡性迴圈,並形成一個良性迴圈。積極情緒可能來自一場喜劇電影,也可能來自一次深呼吸;積極情緒可以源於朋友間的一次互動,積極的互動。

積極情緒可以讓我們走出這種惡性迴圈,從而步入良性迴圈,而且它也花不了多少時間,真正的挑戰在於把積極情緒和“允許自已做個凡人”結合起來,去體會情緒、轉移情緒,不再步入惡性迴圈之中。如我所舉的例子,儘管在失戀這種

悲傷難過的事情發生六個月之後,我們仍然情緒低落,但關鍵是如何平衡過度思考負面情緒與沉思默想,那對負面情緒毫無幫助可言。

所以說積極情緒可以幫助克服負面情緒,同時,創造力,即透過開闊思緒,我們可以藉此建立更多聯絡,發掘我們未知的聯絡。

有許多關於抑鬱創造力的謠言,像是“如果你想要獲得很強的創造力,你必須感到絕望。”

事實並非如此,很多時候絕望的瘋狂的確非常具有創造力,但那通常發生於癲狂的時刻,在絕望的階段,我們想法非常狹隘,我們通常會陷入思維定勢,當然有許多的例外,但是總體來說的確如此。

例如,有位內科專家,進行了一項研究,他們在研究一名肝臟病患者的疑難雜症,研究人員把他們隨機分為三組,第一組是對照組,他們直接著手解決問題;第二組收到一份醫學人文觀的宣告,即為什麼成為一名醫生很重要;第三組得到了糖果,並且身處一個快樂、輕鬆的氛圍中。

第三組始終保持一個積極、愉快的情緒,比其他兩組表現得都要好,他們考慮到更多的備選情形,從而得出更為理想的解決方案,這是這領域裡眾多研究中的一個。

另外一個研究,是關於孩子的實驗,第一組孩子是對照組,;第二組要求回想那些引起他們發現的經歷;第二組最終比第一組更為出色的完成了學習任務,因為他們置身於一個積極的情緒中。

再次重申,這是一個雙贏的結果,這個理論從多方面闡釋了“不勞而獲”這個說法,不管是對於高等教育還是初級教育、亦或是其他工作,你無需主動尋找動力和能量,因為你知道自已快樂時,擁有充足的動力和充沛的精力。

許多研究最終都成功驗證了“快樂遠勝於絕望”這個觀點,他們跟蹤研究了那些情緒管理能力較強的專業人士,進而收穫更多積極情緒,藉此從狹隘壓抑的思維中跳脫出來,轉向積極富有建設性的思維。

從長期看來,這更為有成效,所以並非他們沒有負面情緒,我們說過,只有死人才那樣。只是他們在經歷了負面情緒以後,可以更加迅速地改變自已的意識和想法,進而獲得積極的情緒,感到更加的幸福、變得更加成功,因為他們精力更佳,進而能愈發努力地工作,原因在於他們在努力追求而非試著逃避,這被稱作“解決問題而非逃避問題”,而且因為他們能建立更加融洽的人際關係,這些人更加開朗、豁達,更富有創造力,這些特質最終引領他們取得了更大的成功。

積極情緒不僅僅能讓我們走向成功、不僅僅能讓我們感到快樂,他們更讓我們收穫幸福。樂觀的人(這裡所指的並非盲目樂觀的人),而是理性的樂觀者,他們的平均壽命比常人要高出許多,他們的免疫系統更加強大,所以他們的身體也更為健康,但是有一個道德上的問題:“其他人怎麼辦,我怎麼可以追求幸福?這難道不是自私的表現嗎?”

答案是:是的,這確實很自私,當我內心思忖著我想要更加快樂的時候,我對自已說:“我想要更加快樂,這是一件自私的事情,但那很糟糕嗎?那樣做就不道德嗎?”

在我們的文化裡,自私好像和不道德畫上了等號,這裡存在一個問題,因為這個關鍵因素,我們在潛意識裡,將自私等同於不道德,這是造成不快樂的頭號原因,因為人們在追求幸福時有罪惡感、人們在感到快樂時有罪惡感,“我怎麼可以讓自已心情愉快呢?我如何能夠在這多災多難的世界追求自已的幸福呢?”

世上的確有很多苦難,對於這點,我們該如何回應呢?

首先,幸福是一個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它也不是負和博弈。如果我的幸福是從別人的幸福裡拿來的話這就成了一個負和博弈——我的幸福增加,你的幸福就勢必減少;也不會剛好等值,更不是一個零和博弈——我的幸福增加等於你的幸福減少,總和是一個定值。

事實不是這樣,幸福是正和博弈,為什麼呢?因為幸福是會傳染的,如果我更幸福,就更有可能促使別人幸福和健康,換句話說,幸福也是一種為他人謀幸福的道德心態。

佛教幾千年前就講過,一支蠟燭可以點亮千百支其他蠟燭,卻不會因此縮短壽命,幸福並不會因分享而減少,就像蠟燭傳播光亮一樣,如果你感到幸福並努力經營自已的幸福,那麼你也在間接地為他人的幸福做貢獻,幸福是會傳染的。

一般來說,努力經營幸福的人,當然,我這裡並不是指那些一直很亢奮的人,那些人很難處理好人際關係因為他們已經“死了”,我是指一般人,那些活生生的人,努力經營幸福的人,經歷了人生的沉浮,依然努力經營幸福,變得越來越幸福,擁有更好的人際關係、更豁達、更樂於接受他人、更能恕已恕人。

有很多研究顯示,自助,換句話說,追求幸福,為自身謀幸福將使我們對他人更加豁達和寬厚。有一位頂尖學者做了一個研究,她也是積極情緒領域早期的研究者之一,她再一次揭示了幸福感如何對自已對他人產生積極的影響。反過來也是一樣,這就是幸福感的奇妙之處,因為助人亦是助已。

我曾半開玩笑地說,我對私心的瞭解不比善行少,這只是半開玩笑,因為這兩者其實是相互關聯的,這兩者之間還有一個相互加強的迴圈,即助人亦是助已,助已同時也在助人。

有些人很容易認為為自身謀幸福就是不道德,與其將它看作自私自利,我們該把它看作人性中美好的一面,視為我們人性中應當引以為傲的部分,我們的幸福與別人的幸福緊密相關,我們和他人因共鳴感而緊密相連,這是人性中非常美好的部分,是我們應該大加頌揚的一部分,因為如果我們不讚頌它、如果我們不欣賞我們的天性,我們人性中那部分就會減少。

如果我們感激天性中美好的部分、美好的意願,如果我們感激人性中的這一面,它會增長,我們就會擁有更多;如果我們藐視它,並認為“透過幫助他人從而獲益是件糟糕的事情”,那麼我們那部分天性就會隨著時間消退。

感到幸福很好,因為這也能讓別人幸福。甘地曾說過這樣的話,引用自他精彩的自傳《我體驗真理的故事》:“在改變世界之前,先改變自已”,事實就是如此,人們往往跟著你做,而非按你說的做。

不管我們做什麼,無論現在或未來,我們或許樂善好施,我們或許想傳播幸福,但請記住人們跟從的是你的做法而不是你的說法。所以如果你想傳播幸福,最好的辦法就是經營好自已的幸福,因為這樣做就是以身作則,這點同樣適用於領導力,決定領導力是最重要因素不是你怎麼說而是你怎麼做。

同樣的,子女教育中最重要的不是告訴你的孩子誠實的重要性,而是用行動去實踐誠實。

如果你想傳播幸福,就先以身作則,改變自已。

我想講一個特別的故事,這是我聽到的第一個心理學故事,這個故事讓我明白心理學對我們的幸福和成功有多麼重要,這是羅傑•班尼斯特的故事。

羅傑•班尼斯特是個賽跑運動員,他跑一英里賽程。1954年前人們認為4分鐘內跑完一英里是不可能的,醫學證明4分鐘內跑完一英里是人類體力的極限,用時不可能少於4分鐘。賽跑運動員們也證實了醫學和科學家的結論是對的,他們用4分2秒、4分1秒跑完一英里,但是沒人能在4分鐘以內跑完,即使是最頂尖的選手也驗證了醫生結論的正確性。

然而羅傑•班尼斯特出現了,他說:“4分鐘內跑完一英里是可能的,而這也正是我想要做到的!”他說這話的時候還是牛津大學的醫學博士他是名不錯的賽跑選手,算得上頂尖,但距離4分鐘的紀錄還很遙遠,他最好的成績是4分12秒,所以自然沒人把他的話當回事。

羅傑•班尼斯特持續努力地訓練,雖談不上比其他運動員更勤奮,但也和當時頂尖運動員一樣努力,他越跑越好,先是將紀錄縮短到4分10秒,然後是4分5秒,接著是4分2秒,然後就跟其他運動員一樣,遇到瓶頸停滯不前了,無法突破4分2秒的紀錄,所以他還不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運動員,只能稱作優秀,但他仍然堅定地認為:“那是可能的,人的潛能是無限的,我們能在4分鐘以內跑完一英里!”

他堅持這麼說、堅持訓練,卻多年毫無進展,直到1954年5月6日,在牛津大學的草坪上,羅傑•班尼斯特以3分59秒跑完一英里,全場譁然,全世界的頭版頭條都是:“科學受到質疑,醫學受到挑戰,不可能成為可能!”人們把這稱為“夢想英里”。

幾十年來,自從一英里開始計時,沒有人打破這個障礙,人們一直認為這是不可能的,結果就在5月6日羅傑•班尼斯特做到了。

6周之後,澳大利亞選手約翰•蘭迪以3分秒跑完,接下來,1955年37名運動員在4分鐘內跑完一英里。

1956年300多名運動員打破4分鐘關卡,這要怎麼解釋?難道是因為他們突然更努力地訓練了嗎?顯然不是。難道是因為新技術、新跑鞋?也不是。

是信念。

看看信念是多麼強大!並不是說以前他們在跑的時候會說:“糟了,我們超速了,我們跑慢點吧。”完全不是,他們都在拼盡全力達到自已的最高水平,但是潛意識限制了他們、阻礙他們擺脫“束縛”。這不是一個生理上的束縛,並非如醫生、生理學家和科學家們所說的那樣。

是心理障礙,羅傑•班尼斯特所做的就是打破心理的壁壘。

信念是自我實現的預言,它常常決定了我們的表現,決定了我們表現的優劣;它常常決定我們人際關係的好壞與否,它是我們成功和幸福最精準的預測。

信念怎樣影響現實?

人們往往把信念視為神秘主義,其中確實存在神秘的成分,至今還不能被科學解釋,但我要講的是我們瞭解的那部分:信念為什麼能改變我們以及如何改變?

不幸的是很多人對樂觀抱有誤解,因為從很多角度來看,自我激勵與識別有關,它告訴我們意志的力量,我會講到《思考致富》這本書,我會講到用思想改變現狀的秘訣,有些確實說得很對,但並非全部。我們要把理論和現實連線起來,以展示信念背後的科學性和危險性,最重要的是,我們該如何運用它、我們該如何堅定自已的信念。

如果希望、樂觀和信念是相互聯絡的,事實上它們的確具有很高的相關性,而且有預知能力,如果它們能這麼大程度決定我們在運動場、職場、人際關係上的表現,如果信念這麼重要,我們怎麼提高它呢?

佛教曾說過:“想法鑄造自身,自身源於信念,信念成就世界”。這個說法在幾千年前就已經存在,我現在所要做的則是著力討論這個說法的科學基礎。

我想從皮格馬列翁的故事講起。

皮格馬列翁原來是希臘神話中塞普勒斯國王,他也是一位雕塑家。成年後,他便致力於尋找他的完美女人,他尋遍整個希臘、找盡希臘周邊,甚至到希臘帝國之外尋找理想中的女子,但他找不到,他對自已說:“就算沒找到理想的女子,但我可以為她塑尊雕像,以她在我心目中的樣子來創作。”

完成這個作品後,他細細地端詳著她,沉浸在尋她千百度而不得的傷感中,他放聲大哭,宙斯、雅典娜、特別是阿芙羅蒂娜,看到他哭泣頓生憐憫,賦予那尊雕像生命,於是他們從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這就是皮格馬列翁一詞的來歷,蕭伯納也借鑑過這個典故,他在這個神話的基礎上寫了一個劇本,這個劇本隨後又被改編成音樂劇《窈窕淑女》,故事講的是個名叫希金斯的語言學家如何把一個賣花姑娘調教成貴婦的故事。當然,在故事裡賣花姑娘也轉而讓希金斯改變了許多,這個故事當時風靡各界,引起了很大震動,因為它質疑了整個階級體系,即“人生來就有等級之分,人們不能也不該逾越它。”所以這部戲劇在當時影響很大,至今影響深遠,揭示了皮格馬列翁效應以及人是如何受影響改變的。

在上世紀60年代,羅伯特•羅森塔爾研究過皮格馬列翁效應,並把它應用到了課堂裡。

他隨機地選擇幾所學校中的一所,然後找到一些學生讓他們做個測試,再去找他們的老師,並告訴這些老師:“你們的學生剛剛完成了一個新型學術測試,叫作《快速進步潛能測試》,它旨在幫助我們鑑定學生的潛力,從而找到在未來一年裡智力上將突飛猛進的學生。”簡單來說就是找出最有潛質的學生。

當他告訴這些老師“這可不是簡簡單單的參考,你們不能將這些資訊告知學生,我們不希望在你們學校造成任何歧視,你們只需要知道這些學生是最有潛力的學生,這是個全新設計的測試,你知我知。”老師們並不知道學生們所接受的測試其實就是一般的常規智力測試而已,他們更不知道這些所謂的“最具潛質”的學生其實是透過隨機選取出來的。事實上,他們只是普通的學生,和別的學生沒兩樣,不過老師們認定他們就是“最有潛質的”。

羅伯特•羅森塔爾離開了這所學校,在學年末回來驗收並有了不少發現,他檢視了所有學生的英語成績,那些“最有潛質的學生”比其他學生進步都要顯著,他也檢視了他們的數學成績,因為英語的評分不是很客觀,老師可能會給一些他們眼中的好學生過高評分,所以他檢視了更為客觀的數學成績——這些學生的進步同樣比其他學生都大。最關鍵的是羅伯特•羅森塔爾對所有學生又進行了一次智商測試,他發現,那些隨機貼上“最有潛質”標籤的學生,他們的智商在這一年裡有很大的提高,而且在以後的研究中長期保持增長的趨勢。

這就是我的困惑所在,人們向來認為智商是與生俱來的,從人出生到死亡都不會改,僅僅因為老師對其學生的改觀,它就會產生巨大的變化,這樣的信念就像自我實現的預言般神奇,研究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這些老師都被矇蔽了嗎?他們只是突然看到了一個假象嗎?

不,他們之前確實被誤導了,不過真正的假象是,他們看不到近在眼前的東西,那些他們每一位學生身上具有的潛力。從某個角度來說,羅伯特•羅森塔爾確實愚弄了他們,“騙”他們去看清學生真正的潛力。

在羅森塔爾來之前,他們不會注意到那些學生,可以這麼說,在這之後,他們突然在一些孩子身上看到了過去沒有察覺的潛質。他們珍視那樣的潛力,同時它也回應著他們。他們給予它陽光雨露,它就像種子般茁壯成長。

我們也知道忽略部分事實多麼容易,儘管它們就在我們眼前。人們也常常對此進行探討,但我們仍忽視了我們過去的所見,無論是有關弱勢群體的調查,還是人口結構的研究,又或是有關我們自身和人際關係的負面問題,亦或是忽視了所有孩子與生俱來的潛質,一旦我們發現了它,假設我們發現它,並培育它,還給予它陽光雨露,它就會茁壯成長,羅森塔爾所做的只不過是提醒人們注意到某個一直都存在的東西。

期待效應在工作中也是百試百靈,比如某公司的領導或經理接到通知:“這些是你手下最有潛質的員工”,而這些員工同樣是隨機抽取的,他們最後確實成為了最具有潛質的員工,收穫了未曾企及的成功,他們的記憶力和表現都越來越好,他們更可能升遷,也更願意留任在公司,並保持這種上升勢頭。

期待效應也會反過來起作用,回溯到1997年,吉米森做了個很有意思的研究,照她的說法就是:“看看它會不會反過來起作用”,所以她去了同一個老師授課的班級,在上課前她告訴其中一個班級的學生,他們的老師在上屆學生中獲得了極高的評價,而且專業心理學家對那個老師也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然後研究小組就離開了,到了學年末有什麼結果呢?

首先,實驗組的學生對這個老師的評價比對照組高,但同時,實驗組的學生確實在該課程上投入了更多的時間,他們的表現也比對照組出色,因為別人讓他們相信這個老師比一般教師更為優秀,換句話說,他們看到了老師的潛質,使得老師確實教得更好了,一旦學生學生對教師寄予更高的期許並充分信任自已的老師,他們確實會表現得更好。

確實有效,信念,是自我實現的預言,我們親手創造了屬於我們的現實。

歌德說過:“一個人是怎樣的人便怎樣對待他,他便還是怎樣的人;一個人能夠怎樣或是應當怎樣便怎樣對待他,他便會成為能夠怎樣或是應當怎樣的人。”

我現在想討論一個相關的話題,它不但對心理學家很重要,而且對你的日常生活也很重要,即我們自已創造的或我們身處的環境的重要性。

在很多情況下,社會心理學無疑是靠一系列的研究充實發展起來的,而這些研究則在特定的情境下完成,但主要研究的還是這些情境的消極影響,無論你們是否學過初級心理學,你們可能都聽過“阿希從眾實驗”這個實驗說明個體會有從眾心理;也許你們中很多人聽說過米爾格拉姆的“權力服從”實驗,其中一項在心理學領域內舉足輕重但出乎意料的研究則是:實驗者在街上隨機找個行人並叫他去電擊他人,直到那人痛苦得尖叫起來方能罷手,實驗人員總在一旁強調“實驗必須進行下去!”他們都身著白大褂,就是醫生和實驗室工作人員穿的那種,為了遵循“實驗必須進行下去”的提示,絕大多數人都繼續電擊行動,直到那個人嗚咽著哀求離開,只是因為那句“實驗必須進行下去”。

情境的影響力、對權威的服從,人類天生就對權威唯命是從,情境的影響力在世界各地都極為普遍。菲利普•津巴多的監獄實驗就是個例證,這個實驗在斯坦福開展,他們在街上找了些志願者,並讓他們扮演獄卒和囚犯的角色。這個實驗原擬定為期兩週,目的是揭示沉浸角色的後果,但實際上他們不得不於一周之後提前終止實驗,因為“獄卒們”變得異常暴虐,他們只是研究者從街上隨機選擇分組的,但他們對“囚犯”百般羞辱,而“囚犯”也覺得理所應當,就像真正的囚犯一樣。

無論誰,一旦進入角色都會如此,他們入戲太深,以致津巴多不得不在一週後停止實驗。所以情境很重要,即使知道這很重要,也還不夠,因為情境是如此有影響力,卻為何總是體現在消極的事物上?為什麼不想創造積極的情境,讓人更陽光快樂地生活?而這同所有積極心理療法一樣總被人遺忘,遺忘比率是21:1。

我給大家介紹一些這方面的研究,它們都由艾倫•藍格完成,這個研究在1979年進行,實驗是這樣的:她找來一些75歲左右的老人,把他們送去一幢別墅,那是幢1959年風格的別墅,儘管當時是1979年,那裡的音樂仍舊保持著1959年的風格,他們閱讀的雜誌也是1959年代的,一切都是1959年的。

同津巴多實驗一樣,他們必須進入角色,他們不得不扮演1959年的角色,就好像自已年輕了20歲。當然,這是個心理實驗,研究者會在實驗前後測定很多資料,他們有了驚人的發現:在別墅的短短一週裡,他們生理和心理年齡都變小了!

例如,結果發現他們身姿更為輕盈、他們變得更加健壯,他們的握力、腿腳和身體都變得更加強壯,他們的記憶也有顯著提高,透過對比實驗前和實驗後的資料,他們的智力水平也在一週內有了顯著提高,她測量了老人們指骨之間的距離,因為人越老,間距會越小。一週後,他們的指骨間距變大,他們變得更具幸福感,也更自立,他們覺得自已不用老是依賴他人,他們的家人也這麼認為;他們變得更健康,他們的視力和聽覺在短短一週內都有了顯著改善,只是因為他們進入了一個積極強大的情境,一個與他們之前在外飽受非議成見的情形截然不同的情境。

透過“扮演”一個特定的角色,他們融入角色本身,正如津巴多實驗裡的“囚犯”一樣,短短一週內就淪陷為真正的囚犯。

艾倫•藍格的另一個實驗,收編在她的著作《靜觀》裡,她找來一些人並測試他們的視力,她用一張普通的視力檢測表檢測,並記錄下資料結果,然後她讓同一批測試者穿上飛行服,同時,讓他們進入飛行模擬器,用同樣一張視力檢測表對他們進行測試。

一樣的距離、一樣的檢測表,唯一不同的是他們現在在飛行模擬器裡,而且他們穿著飛行服,他們在那裡盯著視力表,再一次接受視力檢測,僅僅因為情境的改變,4%的人視力顯著改善。

同樣的距離、同樣的檢測表,一切都照舊,只是情境變了。問題是我們怎樣才能創造一個積極的情境?怎樣才能創造這樣一個情境,使我們透過角色來提高自身能力?

再來給大家介紹兩項研究,首先是巴吉的研究,暗示被劃分為有意識暗示和潛意識暗示,例如,你盯著螢幕看,每隔幾毫秒螢幕上就會閃過一個單詞,那個詞就對你產生暗示。有很多研究就是圍繞一些典型的積極或者消極的暗示,例如:偏見。

積極暗示一般不如消極暗示來得強烈,這就是巴吉所作的研究,他用和“老”有關的詞暗示實驗者,例如:老、柺杖、輪椅,接著她讓他們和對照組一起完成一個智力測試和一個記憶測試。因為被暗示和“老”有關的詞,他們的表現比對照組遜色;

另外,他暗中觀察實驗組並測定他們從實驗地走到電梯的速度,他也讓盲性評估者,即不瞭解自已身處什麼環境的人,評價他們是怎麼走路的。那些被暗示過“老”的人,確實比對照組走得更遲緩,他們在走向電梯時,走得特別慢,沒有意識到之前因為受到“老”的暗示,在走向電梯時,他們走得比那些沒被暗示“老”的人遲緩。

這完全是潛意識作祟,接著他做了件類似的事,用和成功有關的詞暗示人們,潛意識下被暗示了和“成功”有關的詞的人,在測試中表現得比對照組好,他們的記憶力得到了改善,他們對於難度大的任務更有韌性,問題是我們怎麼才能有意識地或潛意識地創造一個積極的環境,從而釋放最真摯、最成功的自我,並欣賞自我,激發自已最大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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