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
第一節從起兵到即位
唐太宗(599一649)，姓李，名世民。唐高祖李淵的次子。隋開皇十
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於武功（今屬陝西）別館。李世民生長在軍事貴
族家庭，從小就嫻習武藝，很會騎馬射箭。他所用的箭，比通常的箭要
大一倍，能夠在百步之外，“射洞門閣”①。他也喜愛讀書，寫得一手好
字。為人豪爽有識見，“臨機果斷，不拘小節”②，具有進取向上的性格。
大業十一年(615)，隋煬帝被突厥圍困在雁門，下詔求援。十八歲
的李世民應募從軍，隸屯衛將軍雲定興部下。他向雲定興提出“必齎旗
鼓以設疑兵”的策略，認為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國家倉猝無援。我
張軍容，令數十里幡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雲集，望塵而遁
矣。不然，彼眾我寡，悉軍來戰，必不能支矣”③。第一次表現了李世民
根據敵我力量採取對策的軍事才能。十二年，李淵與農民軍甄翟兒在
雀鼠谷作戰，李世民率領騎兵衝破義軍的包圍，從而取得了勝利。開始
表現出李世民善於以騎兵衝鋒陷陣的英勇戰鬥精神。大業十三年，李
淵由晉陽進軍關中的過程中，李世民統軍作戰，一直髮揮著重要的作
用。唐軍佔領長安，李淵以丞相輔政，世民為京兆尹，封秦國公。武德
元年(618)，高祖即位，世民為尚書令、右翊衛大將軍，進封秦王。以擊潰
①《酉陽雜俎》卷一。
②③《舊唐書卷二《太宗紀》上。
成右的酵舉集團的功勳，拜右武侯大將軍、太尉，使持節陝東道大行臺
尚書令。這時劉武周侵古幷州，世民統軍出擊，大破劉軍，收復幷州，拜
益州道行臺尚書令。世民旋即率軍東征，一舉消滅了河北竇建德和洛
陽王世充兩大勁敵：奠定了統一全國的基礎。武德四年六月，唐軍凱
旋，世民“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萬，前後鼓吹，獻俘於太廟”①。高
祖“以自古舊官不稱殊功”②，加號世民為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道大行
臺尚書令，位在王公上。五年，再度東出，打敗竇建德餘黨劉黑闥於河
北，黑煙奔突厥，加拜左右十二衛大將軍。這時海內漸平，世民“乃銳意
經籍，開文學館”，以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等十八人為學土，“與之討論
經義，或夜分而罷”③。以武功見稱的李世民，從此也很重視文事了。
由於李世民戰功卓著，威脅著太子建成的地位。武德晚期，雙方為
爭奪皇位繼承權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唐高祖雖然重視有功的次子世
民，但一直自覺或不自覺地維護太子建成的地位。世民深感“有功高不
賞之懼”，便於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了建成、元
吉，唐高祖被迫立世民為皇太子，不久就傳位於世民，改元貞觀，是為唐
太宗。
第二節“貞觀之治”
貞觀時期(627一649)，由於唐太宗的勵精圖治，政治清明，社會安
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國勢極為強盛，出現了歷史上豔稱的“貞觀之
治”。這一時期，特別是貞觀前期的主要業績如下：
第一，在政治方面，唐初沿用隋制，而略有改革。朝廷設中書、門
下，尚書三省，三省長官中書令、待中，尚書令共議國政。貞觀時因太宗曾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便以左、右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中書今、
侍中號為宰相，室相品位既高，太宗常以參議朝政，參知政事，同中書
門下三品（因中書令、侍中都是三品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名義，任
職位較低，又有才能的官員，擔任華相職務。這樣不但有利於進用賢
才，雨且宰相的人數多了，可使互相制約，避免個人專斷，從而加強了
皇權。
三省各有分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尚書管執行。唐太宗對
三省長官要求很嚴，他曾對黃門侍郎王珪說：“元置中書、門下，本擬相
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或有護已之短，忌
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顏面，知非政事，遂
即施行。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此實亡國之政，卿輩特須
在意防也。”①後來太宗又一次對侍臣說：“中書門下，機要之司。擢才而
居，委任實重。詔敕如有不穩便，皆須執論。比來惟覺阿旨順情，唯唯
苟過，遂無一言諫諍者，豈是道理？…自今詔敕疑有不穩便，必須執
言，毋得妄有畏懼，知而寢默。”②唐太宗因此重申三省舊制，凡軍國大
事，由中書舍人各抒已見，並且署名，叫做“五花判事”。制敕草成後，經
中書侍郎、中書令審查，再送門下省，交由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復奏
以後，然後施行。“由是鮮有敗事”。
唐初地方行政分州、縣兩級，設刺史和令為州、縣長官。地方官的
好壞，直接關係到人民的休慼。唐太宗很重視地方官的人選，他說：“朕
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輩實治亂所繫，尤
須得人。”④他經常把都督、刺史的姓名寫在屏風上，對他們治績的好壞，
分別列於名下，以便考察。由於馬周建議朝廷不可獨重內臣，而輕視刺
史，縣令，太宗宣佈：“刺史朕當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⑤
這樣就大大提高了地方官的素質。貞觀年間，各地循吏輩出，如鄧州刺史陳君賓”儲倉充沛。通。已二州刺史李桐客治尚清平”，滄州別史非
大嫌藏州刺史鄭德本，冀州刺史貿敦衡“皆有治名”，閣北人民稱道絕
們為皆腳刺史”心，因而使唐初吏治出現了“法平政成的局面。
唐初為改變脂末苛法溢刑的局面，制定《武德律，“大略以開皇為
準©，而別其苛細。貞觀元年，太宗又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本著“意
在寬平”哈的精神，重加刪定。貞規十一年書成，定律五百條，分為12
卷，一日名例，二日衛禁，三日職制，四日戶婚，五日既庫，六日擅興，七
日賊盜，人日鬥論，九日詐偽，十日雜律，十一日捕亡，十三日斷獄。比
代舊律，減大辟者九十二條，減流人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
重為輕者，不可勝紀”①。改革後的（貞觀律》成為唐律的定本，對後世封
建法律起過重要影響。
第二，在經濟方面，繼續推行武德末期須行的均田制。貞觀初，澤
州刺史長孫順德發現“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並佔境內膏腴之田數十
項，順德並劾而追奪，分給貧戶”⑦。貞觀十一年七月二十日暴雨成災，
太宗“詔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分給河南洛陽遭大水戶”⑥。這說
明當時確實給農民分配過土地。不過這種土地除沒官及官地外，大多
為“荒閒無主之田”①。因此荒地較少的“狹鄉”，農民受田往往不足規定
的數量，所以貞觀初朝廷立議，戶殷之處，得徙寬鄉”③。貞觀十一年新
領唐律規定，寬鄉佔田違限不以違令論處。原因是“務從墾闢，庶盡地
利，赦所得雖多，律不與罪”⑨。貞觀十八年二月，唐太宗“幸靈口（今陝
西臨潼縣零口鎮)，村落附側，問其授田，丁三十畝”。太宗因憂授田不
足便“詔雍州錄尤少田者並給復，移之於寬鄉①。均田制的推行，使貧
困的農民多少得到一些土地，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
唐太宗經常派遣使者巡視各地，考察官吏，勸課農桑。他告誠使
者到達州縣時，當“遣官人就田隴間勸勵，不得令有送迎，多廢農
時“②。為了不誤農時，唐太宗還在法律中規定，“諸非興造及雜徭役，
十庸以上坐贓論”③。以此防止非時呼叫民工，有利於季節性很強的
農業生產。
唐太宗還很重視水利建設，除朝廷設定專官，以“掌天下川瀆陂池
之政令”外，各地興修水利，頗著成效。據《新唐書·地理志》記載，貞觀
中所修水利，北方多渠道，有如虢州弘農渠，太原晉渠、櫥城渠，河中涑
水渠、十石壚渠，馬鞍塢渠，冀州葛榮渠，陝州利人渠，瀛州長豐渠、滹沱
渠，滄州無棣渠等，南方多塘堰，如福州材塘，泉州諸泉塘、永豐塘、橫
塘、頡洋塘、回清塘，綿州折腳塘、雲門堰、洛水堰，資州百枝池，揚州雷
塘、勾城塘，杭州陽陂湖等，不下二十餘處，其他不見記載的可能更多。
水利的興修，自然使“百姓獲其利”。
貞觀時期，由於社會安定，人口增加，生產不斷發展。貞觀初年，霜
旱為災，米穀踴貴，一匹絹才得一斗米。貞觀三年，關中豐熟，逐食外地
的人民“鹹自歸鄉，競無一人逃散”④。貞觀四年，“斷死刑二十九人，幾
致刑錯。東至於海，南至於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焉”⑤。八年九
年，“頻至豐稔，米鬥四、五錢，馬牛布野，外戶動則數月不閉。至十五年，
米每鬥值兩錢”⑤。這就是所謂貞觀之治”的太平景象。
第三，在文化方面，唐太宗尊崇儒學，自稱，“聯所年者唯多底魔、孔之道，咽為街家之道：是“可以正君臣.明資我美教化。
每風俗○南有利於封建統治的精神工具，貞觀二年始以孔子為先聖，
在國學中浸置腦宣以備祀典，並下令各州縣鬱置孔子陸。
為了培養更多適曉衡學計程車人，唐太宗大力興辦學校，在朝延設
立國子警下隸國子學、太學、四門學、書學算學，律學六種學校，收教
各紙言鐐子弟。另有烈文、崇文兩館，專為皇親國戚和大官修子弟而
使。在地方沒京都學及府、州、縣學，但主要是州、縣兩級學校，這些學
校就其想模、種類數量和課且來說，都比前代為進步，符別是專科性
質學校的出觀，在中國載育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太宗的崇儒，引起了對經學的重視。貞觀四年，他以經籍流傳已
天文字頦多說謬，命額師古於秘書省考定“五經”。顏師古是名儒顏之
的孫子，少傳家業，尤長訓潔、聲韻、校勘之學。他據晉、宋以來經籍
古本春心校正，完成了《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定本，於
責觀七年行全國。是為統一經學的第一步。不久，太宗又以儒家師
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定“五經”義疏，貞觀十六年書
成，凡18卷，名日《五經正義》。參與這項工作的有顏師古、司馬才章、
王恭王琰等二十多人。書成以後，由於博士馬嘉運提出許多批評意
見，至高宗永徽四年重新裁定，明令領行。《五經正義》的編撰，實現了
前所未有的經學思想的統一。
唐太宗還很重視歷史對政治的借鑑作用。他說：“以古為鏡，可以
知興替\"因而貞觀時期，在史書編纂上取得了重要的成績。貞觀三年，
綜詔修齊、周、隋、梁、陳五代史，於中書省置秘書內省以司其事。由
令狐德棻岑文字修周史，李百藥修齊史，，思廉修梁、陳史，魏徽、顏師
古孔顆達修隋史，以房玄齡、魏徽為總監。貞觀十年五代紀傳修成。
計周書50卷，齊書50卷，《梁書》56卷，《陳書)36卷，《隋書55卷。
度治適鑑)春一九一，大產前洞一年為與五代紀傳相配合，貞觀十五年，又命于志寧，李淳風.令狐德璞等第
您五代史志，歷時十五年，成書30卷，編人《隋書》，放《隋書共防卷
貞觀二十年，有詔重修《晉書，先後由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監修，參
加編纂的有令狐德某，李淳風，李延壽等十人人。逾二年成書，凡1
卷。以上六史均系官修，那時史家李延壽又私撰《南史0卷，《北史
100卷，統稱為唐初“八史”。
在修撰前代史的同時，也開始修撰國史。貞觀三年國十二月，“別
置史館于禁中，專攀國史”①。貞觀初，姚思廉始撰紀傳體的國史，促成
30卷，嗣後續有修撰。貞觀十七年，唐太宗要觀看國史，要求房玄齡“猴
以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
之”②。從此，除紀傳體的國史外，又創立了編年體的實錄，歷朝相繼纂
修不輟。由此可見，貞觀時史學盛極一時的情況。
第三節求賢和納諫
作為政治家的唐太宗，一個重要的長處就是善於求賢和納諫。他
認為“為政之要，惟在得人”③。即位之前，已收羅了不少文武賢才。即
位之初，就要求右僕射封德彝舉賢，德彝久無所舉，理由是“於今未有奇
才”。太宗對他說：“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
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9這說明人才無時不有，關
鍵是在善於發現人才。貞觀三年，太宗對房玄齡、杜如晦說：“公為僕
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⑤強調宰相的職責在於舉用
賢才。這年夏天，因天旱下詔求言，中郎將常何條陳二十餘事，深切時直太宗看了很奇怪，常何是武將，怎能寫出這樣的好奏家呢問知是
出於他的門客馬周之手，太宗立即召見馬周，留置門下省供事，後來馬
周官至中書令。太宗用人，不間親疏，不論費殿，不分珍域，一視同仁
在他的大臣中，有出身寒素的馬周，戴胄，杜正倫.張玄素劉治、歲文
本，崔仁師等，有來自敵方的園突通，尉遲敬德，李世幼，秦叔寶，程知節
等，有出身貴族的蕭璃、陳叔達等，有拔於怨仇的魏徽，王維，韋挺等。
因此史家稱讚唐太宗“拔人物則不私於黨，負志業則鹹盡其才，所以屈
突、尉遲，由仇敵而願傾心膂，馬周、劉泊，自疏遠而卒委鉤衡。終平泰
階，諒由斯道”①。
為了更好地發揮人才的作用，唐太宗特別注意瞭解官吏的優缺點。
貞觀四年，在一次有宰相參加的宴會上，太宗讓“識鑑精通“的王珪悉加
品藻。王珪說：“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
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眾務
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為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
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②唐太宗深以為然。貞觀十
八年，太宗還親自對司徒長孫無忌等作了一番評論。他說：“長孫無忌
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
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政節，當宜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
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
性行純和，自無懲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字性質敦厚，文
章華贍；而持論恆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泊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
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
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
聯，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③就在這一年，太宗與待臣論及右衛大將
軍薛萬徽等時說：“於今名將，惟（李）世勣、（李）道宗、萬徽三人而已，世前，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徽非大勝則大敗。”心對文武大臣才能這
種深刻的瞭解，充分表現了太宗用人的明達
唐太宗不但明於知人，而且善於納諫。他“每見人奏事，必假顏色。
冀聞諫淨，知政教得失”。貞觀初，曾對公卿說：“人慾自照，必須明鏡：主
就知過必借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他深以
“隋場帝好自矜誇，護短拒諫”為鑑，鼓勵臣僚“事有不利於人，必須極言
規諫”©。因此貞觀時期出現了不少有名的諫臣，如王珠，魏徵，劉洎、褚
遂良等，而魏微尤為突出。例如：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人主何為而
明，何為而暗？”魏徽說：“兼聽則明，偏信則闇。”③因舉堯、舜之所以明，
在於通達下情：秦二世、隋場帝之所以暗，在於偏信讒佞。太宗聽了很
滿意。貞觀十年，太宗問侍臣：“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左僕射房
玄齡認為，群雄競起，戰勝乃克，攻破乃降。草創為難。魏微卻說：“帝王之起，必承
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與人授，乃不為難。然既得之
後，志趣所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調殘而像務不息，國之哀散，
恆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則難，”魏徵從現實需要出發，強調守成之
雄，識見更為深遠。意思是說帝王的崛起，必定是從衰落的亂世開始。推翻暴虐無道的舊王朝，百姓民眾喜聞樂見擁護支援新政權，四海歸順和服從。順天應人，順承天意和人心。所以並不困難。但是，新王朝的皇帝的繼承者鬆懈怠惰，統治階級貪婪殘暴，驕奢淫逸的本性原形畢露暴露無遺。國家就開始衰落了。所以唐太宗說：“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準
者，當思與公等慎之。”④貞觀十三年，魏微看到唐太宗“近歲頻好奢縱”，
上疏進諫，從十個方面指出太宗初期所為與近年不同。如始則體恤人
民，近測輕用民力：始則親君子疏小人，近則呢小人而疏君子；始則不事
改遊，近則政遊無度；始則謙虛若不足，近則恃功驕矜；始則雖遇災荒而
民不迷怨，近則百姓疲於徭役而生怨心等，③無不切中時弊，深得太宗的
嘉獎。貞觀十七年魏徵病逝，太宗哭道：“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
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