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回門的日子，一大早，楊穎就拉著李東旭回到孃家了。
三十自已家過年，初一接待拜年的人，初二款待回門的姑爺，這是楊家約定俗成的規矩。按照這幾年的慣例，過了這一天，楊家的年就算基本過完了。所謂基本過完，指的是楊毅從初二起就不必再在家裡留宿，除了破五，他和楊穎也勿需回家吃飯。
正如李東旭所言，楊家的父母還算開明，平素很少過問兒女的事情，把他們拴得也不緊。他們住的這套房子，是前幾年剛換的，對於楊毅和楊穎來說，裡邊沒有任何成長的記憶，也沒有值得留念的地方，這套簇新的居所，只是他們父母的家而已。楊穎大概每個週末都能回家看看，楊毅基本保持了兩週回去一次的頻率。
自打畢業，除了過年，楊毅就再也沒有在家裡住過。多年的獨自生活，讓他越來越不適應在別人的家裡過夜，即便是自已父母的家也不行，那種渾身彆扭的感覺讓他無所適從。再好的地方，也比不上他蝸居里的那張床、那個沙發以及那把懶人椅，可每年過年又是個義務，除夕和初一兩個晚上，無論他多不情願，他都得留在家裡，以至於每年的那一刻，他都會多少羨慕已經成家的楊穎，因為她有著名正言順的不在家中留宿的理由。
通常在回門這一天，楊毅和李東旭會哄老人打上一天麻將，楊穎自然是上不得檯面，她要獨自準備午飯和晚飯，只能忙裡偷閒，過來湊湊熱鬧。楊毅和楊穎從小就沒從父母的手中得過紅包，他們家似乎不太講究這個，長大後每逢年初二，能透過打麻將從老人處騙些錢，除了大家圖個樂呵，便也是一種變相的討喜。
所以每次初二回門，見到李東旭，楊毅的心裡都會洋溢位小小的欣喜，一是李東旭就像是個標識，只要他一冒頭兒，楊毅離家就進入了倒計時，二是隻要牌桌一張，如果不是點子特別背，素來不諳此道的老人總會貢獻出一些鈔票，讓兒女們在一年中餘下的日子裡都會津津樂道。。
可是在這個年初二，當李東旭隨著楊穎走進家門，楊毅卻沒感到任何欣喜，相反地，一看到李東旭波瀾不驚的眼神，他的心卻隱隱地有一分沉重。
事實上，這種沉重感，自從前一夜楊毅躺在床上，就如影隨形地包裹住他，裹得他幾乎喘不過氣來。再向前推，當給展母拜完年回到李東旭的車上，楊毅心事重重時，那份沉重或許就已然在他的心底悄然瀰漫開來。
自打王可案發，楊毅就憋著一股勁兒，一門心思地想要弄清真相。在那些壓抑、苦悶而又痛徹心扉的日子裡，這是他壓倒一切的生活重心，至於真相大白後，他該如何為王可尋求公平與正義，在他的腦海中只是有個大致的輪廓，他還沒顧得上仔細思考。如今塵埃落定，與王可案件有關的侵害人都已經進了看守所，事情的來龍去脈也基本摸清，楊毅心中的煩悶本應一掃而空，但去展鵬母親家轉了一圈之後，他卻驀然驚覺，與追尋真相的艱難曲折相比，他接下來所要面臨的卻更為棘手和茫然，令他難以抉擇，又避無可避。
王繼偉就是個典型的刑警性格，有些狡黠而又不乏直爽，他的性格和展鵬很像，而和李東旭的大相徑庭。楊毅相信，他在馬路邊說過的那些話，並非出自李東旭的授意，儘管李東旭曾不著痕跡地安排了很多事兒，比如他暗中和大腳打招呼，還有帶著楊毅去展母家之類的。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刑警，王繼偉和楊毅一樣精通刑事法律。運作檢察院做出不起訴的決定，對於展鵬的命運而言，應該是一個可行的選項。
中國的刑訴法規定了依法不追訴的原則，和展鵬有關的大概有兩種情形。如果檢察院認定不存在犯罪事實，或是即便存在犯罪事實，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或者犯罪嫌疑人有自首或重大立功表現的，檢察院可以做出不起訴決定。這是第一種情形，但現實中很少發生，檢察院果真藉此做出不起訴決定，需要極大的勇氣。
第二種情形是更通常的做法，事實上，當初楊毅能安然離開看守所，便與這種做法異曲同工。刑訴法規定，檢察院審查案件，對於需要補充偵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補充偵查以兩次為限，對於二次補充偵查的案件，檢察院仍然認為證據不足，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做出不起訴的決定。
這條法律規定雖然是基於對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權利保護，但也為有心人提供了一定的灰色空間，而個別擁有政法資源的人應用起來更是得心應手。楊毅能想象到，作為本案，刑警隊已經完成了所有形式上的偵查工作，不易再被外人指摘詬病，即便退偵後檢察院不起訴，他們也不用承擔太大的責任，只是相關承辦人在考核方面受一些影響，就像當初丁祥和楊智軍在自已的案件中一樣。對於刑警隊來說，這或許是一個樂見的局面。
但這需要檢察院能提供充分的配合。不說上級檢察院的監督、可能的對公安機關提請複核和被害人申訴的審查，單在檢察院內部，不起訴決定也要報經檢察長和檢委會批准，這從來就不是一兩人能私下決定的。運作不起訴的人，至少要打通刑警隊、上下兩級檢察院三個環節，才能確保有運作成功的可能性，但這一切，對於李東旭及其身邊的人來講，似乎不是個無法逾越的障礙。
如果一旦檢察院做出不起訴決定，被害人只能透過法定途徑進行自我救濟，而救濟途徑只有兩種，申訴和起訴，無論哪一種，都荊棘叢生，舉步維艱，楊毅做了這麼多年刑辯律師，對此深有體會。
鑑於王可作為被害人已經死亡，他的近親屬可以以他的名義向上級檢察院申訴，請求提起公訴，或者在檢察院維持不起訴決定的情形下，向法院提起訴訟。當然，他的近親屬也可以不經申訴程式，直接向法院起訴。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被害人提起自訴，原來的公訴案件就變成了自訴案件，被害人一方作為自訴人，就負有舉證責任，而這絕不僅僅是闡述基本事實和理由那麼簡單，必須拿得出能滿足庭審標準的過硬的證據來支援，而這恰恰是作為個人很難做到的。雖然法律也規定了一旦法院受理自訴案件，檢察院應將有關案件材料移送法院，但真正執行起來，效果也大打折扣。
在這之後，法院也是一道關卡。就算最終檢察院得以提起公訴，如果疏通了法院的環節，法院即便判定被告人有罪，照樣可以判處被告人緩刑，甚至可以免除刑事處罰，這些都是白紙黑字地寫在有關的法律裡，在現實司法活動中也有大量的實踐。楊毅前不久剛剛聽說一例最新的判決，被告人因防衛過當致人死亡，法院判定故意傷害罪成立，但被告人卻被免於刑事處罰，當庭釋放。
如果真有人打算撈展鵬，這些都是可行的途徑。而更為弔詭的是，作為展鵬的辯護律師，楊毅必須秉持有利於被告人和無罪推定的原則，這些是對一個刑辯律師最基本的要求。楊毅對大學時的律師實務課記憶猶新，白髮蒼蒼的老教授開宗明義，一開始就闡述了刑辯律師應遵循的六項原則，除了第一條自我保護原則外，其餘五條都和有利於被告人有關。執業以來，楊毅也的確是照此身體力行，這些原則已經成為滲入他骨髓的信念。
也就是說，自從接受張靜的委託，擔任展鵬的辯護人，楊毅在瞭解基本案情的基礎上，首先就要對案情進行無罪推定，尋找一切指向嫌疑人無罪的線索和證據，不能先入為主地認為嫌疑人有罪，並據此向警方和檢方申辯嫌疑人無罪和輕罪的理由，爭取不刑拘、不批捕、不起訴，或者在庭審中，進行無罪和輕罪的辯護。而所謂的基本案情，只能來源於嫌疑人的供述、警方和檢方提供的材料，即便自已掌握了其它線索，也因或許有先天的傾向性而不利於嫌疑人，必須暫時先被遮蔽。
當楊毅在睡夢中醒來，意識到自已在展鵬的訴訟過程中，夾雜著某些自我情緒，不由得驚出一身冷汗。這絕對與他的理念相沖突，而理念的自我衝突是最令人感到痛苦的。
暗夜中，他摸索著點著一根菸，看著香菸頂端的光亮一閃一閃，他的嘴角不禁泛出一絲苦笑。李東旭真是下了一盤好棋，無論他是有心還是無意，他都把楊毅置於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讓他在自已的真實情感和執業理念的衝突中掙扎不休。楊毅明白，哪怕自已只再做一天律師，他也是個法律人，他就無法漠視他所崇尚的基本原則。
不僅如此，李東旭還施加了另一種無形的壓力——展鵬的家人。無論是展母、展暉，甚或是張靜，在越來越多地介入展鵬的家庭生活後，楊毅無奈地感受到某種動搖。在王可事件中，剔除感情因素，展鵬究竟應該承擔什麼樣的法律責任？楊毅陷入苦苦的思索中。
但是王可——楊毅的心隱隱地抽搐著，茫然若失。
接連抽完兩根菸，房間又重複黑暗，楊毅的腦海中閃過李東旭的面孔，第一次對他惱恨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