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鑼賣糖，各幹一行”，這句俗語生動地描繪了古代行業眾多的景象。在唐朝，就有三十六行的說法，後來又衍生出七十二行和三百六十行的說法。然而，這些都只是對行業種類的約數，實際上行業的數量遠不止於此。在這琳琅滿目的行業中，哪一行的生意才是最賺錢的呢？
而在古代常見的行當裡，最賺錢的應是販鹽，就像很多電視劇裡演的那樣，私鹽的巨大利潤甚至能夠養起一支精良的叛軍。
鹽可是個好東西，沒了它，人可就活不下去啦！在沒有冰箱的古代，鹽還能給食物保鮮，讓它們慢點變質。鹽在古代的地位，那可不得了，就跟今天的石油差不多重要！而且啊，鹽不是哪兒都有，所以很珍貴。不過呢，要是找到了產鹽的地方，開採成本又低得很，那可就跟中東產油國一樣，躺著都能賺錢啦！
鹽業這一暴利行業，古代政府自然不會放過。我國對鹽實行官營的歷史由來已久。早在春秋時期，齊國因管仲推行的“官山海”政策而國力大增，該政策使國家壟斷鹽業，“便魚鹽之利”。
戰國時期，秦國商鞅變法也採取了類似的政策。 漢朝初年，鹽業開放民營，許多販鹽商人因此成為鉅富豪強，富可敵國，這讓中央政府憂心忡忡。
漢武帝時期，由於常年對外戰爭，國家財政吃緊，於是又開始實行鹽業專賣，即“鹽鐵官營”政策。該政策由官府直接組織食鹽的生產、運輸和銷售，禁止民營。這一舉措使漢朝政府獲得了鉅額利潤，緩解了連年戰爭導致的財政危機，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豪強勢力。
此後，歷代政府都對鹽業實行嚴格管制。在許多朝代，販賣私鹽被視為與謀反同等的重罪。然而，儘管如此，仍有許多亡命之徒冒著殺頭的風險販賣私鹽，只因其中利潤實在誘人。
《續資治通鑑長編》有云，北宋時，政府壟斷經營的青海鹽在陝西的售價為每斤四十四文，而產地青海的價格每斤僅為五文，開採成本更是微乎其微。
通常情況下，售價是成本的二十倍乃至更高。在今日，如此利潤率恐怕也只有販毒可與之媲美。暴利之下，私鹽販子自古便富可敵國。
更有甚者，一些私鹽販子以販賣私鹽發家，繼而組建軍隊，揭竿而起。例如隋末的程咬金、唐末的黃巢、元末的張士誠，皆為販鹽出身的農民起義領袖。
明清時期，政府對鹽業的管控方式有所改變，實行特許經營，向商人發放“鹽引”。這類似於今日的特許經營許可，商人憑藉鹽引，可在鹽戶處合法收購食鹽，然後再進行轉運倒賣。
如此一來，鹽商們低價買入高價賣出，日進斗金便不在話下。然而，為了獲得鹽引，鹽商們需承擔官方分配的任務，如向軍區運送軍糧等。
當然，鹽商們也需向主管鹽業的官員行賄，其金額自是不菲。在清朝，主管鹽業的官員被稱為各地的“鹽道”，這也是個“最肥”的官職。
明清兩代的鹽業，實為官商勾結、牟取暴利的典型行業。當時如日中天的晉商與徽商，便是在鹽業特許經營制度下，藉由官商勾結而發跡的。
徽商的販鹽產業集中地為交通便利的揚州，揚州鹽商情商與智商頗高，能深諳權貴心理，善於逢迎討好。
乾隆皇帝七下江南，揚州鹽商皆主動請纓，負責接駕事宜，將乾隆伺候得極為愜意。乾隆在位時，有一鹽商名為鮑志道，其在擔任淮鹽總商的二十年間，累計向朝廷捐獻白銀兩千餘萬兩、糧食十二萬餘擔，故而多次受到政府嘉獎。
權貴伺候得當，自能得權力蔭庇以獲利，揚州鹽商正因深諳此道，方才成為明清時期最富有的商人群體。
當然除了鹽之外，還有就是外貿來錢最快，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中亞、西亞和歐洲之間的重要貿易路線，主要貨物包括瓷器、絲綢和茶葉等。雖然這條路線充滿了危險，但對於冒險者來說確實是一筆不菲的收入。
此外還有海上瓷路，羅馬帝國與漢朝之間沒有直接的商業關係，西歐人想要獲得中國的絲綢和瓷器，必須透過阿拉伯和威尼斯的熱那亞商人。中國史書稱阿拉伯帝國為大食國，古代七海航線上的所有港口城市基本都有阿拉伯商人。唐宋以來造船業的發展，使得海上貿易得以大量進行。
在清朝推行閉關鎖國之策，僅授權廣州十三行開展對外貿易，其經營之業務具有壟斷性，利潤自然極高。
十三行之行商，個個富可敵國。總行商伍秉鑑，於道光十四年時，資產已達 2600 萬銀元，約合白銀 2000 萬兩。
須知，彼時清朝政府一年之財政收入，亦不過 4000 萬兩左右。《華爾街日報》對伍秉鑑之評價為“擁有世界上最大商業資產的天下第一大富翁”。由此可見，伍秉鑑乃當時世界之首富。